孙绳武西北中学_孙绳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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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绳武：文学跟随政治流动

　　口述：孙绳武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晋锋

　　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向往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孙绳武表示，

　　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强调组织与政治性。《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向往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孙绳武表示，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强调组织与政治性。本报记者李飞摄

　　新式教科书，开首“人、手、足、刀、尺”

　　我六七岁的时候，家里被抢过一次。记得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在前院玩，突然她抱着刚刚吃过奶的弟弟，拉起我就往后院跑，经过堂屋时，听见我爷爷在大声嚷嚷，后来才知道是家里被抢了，家里的现金，祖上传下来的10多块怀表都被拿走了，爷爷好像还挨了打。

　　那时候军阀混战，一些杂牌军脱了军装，拿了枪到有钱人家抢劫是常有的事情。我家在本县算是比较大的地主，爷爷是一生不事生产，父亲有过一段少爷生活，北伐时期参加过国民党，终究还是回了家乡。

　　在我父亲那一辈时家里平均每个人有100多亩地，但因为不懂得经营，加之杂税太多，很快就衰败下来。抗战开始，我们家就很窘迫了，父亲名下只剩下100多亩地，却有5个儿子要养活。这种环境导致我不能像父亲那样靠吃租子过活，得通过上学来获得谋生手段。

　　家里被抢之后不久，爷爷觉得大地主在小城市不安全，就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开封，生活费是由父母在家收了租子寄过来。我在开封上的是新式学堂，学的是新式教科书，记得课本最开首是五个汉字：“人、手、足、刀、尺”，而不是像我哥哥他们那样，第一课学“人之初、性本善……”高中以前我的理想也不过是想着以后去当教师或者做个记者。

　　“大学教授里，有许寿裳，有李达……”

　　1931年，北方的局势已经很坏了，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青年中激起了很大的怒潮。“一二·九运动”时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我班上有几个同学是它的成员，他们发现我喜欢看进步书籍，就介绍我加入了先锋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了组织的观念。

　　那个时期的青年人对苏联都有很大向往。听说当时有一部苏联电影《出路》，在东华门的儿童电影院放映，楼上楼下都挤满了进步青年，而且他们在放映前齐声唱：“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想必他们的心情都是很激动的，但有很多人随着环境的变化慢慢地又去过平淡的生活了。

　　但凡在高中成绩优秀的同学都倾向于报考理工科或者是英语系，如此便容易找工作一些。我则对社会主义国家很向往，希望将来能做介绍苏联文化的工作。而那时候，只有两三所大学有俄语系。

　　1937年的时候，在西安有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那里的商学系有俄语专业。这所大学里有一些左翼的教授，比如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也有李达那样知名的左派教授，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都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毕业到重庆后更倾向于苏联共产主义。

　　分享共产党员戈宝权的秘密

　　在重庆，老师介绍我认识了曹靖华，他是著名翻译家，曾经在我们的陕西联合大学教俄语，但是掌握教育部的国民党认为他不可靠，就把他给解雇了。曹靖华1938年底来到重庆，被请到中苏文化协会做理事，有人劝他建立一个编译委员会。实际上后来这个编译委员会总共也就三个人：曹靖华领导，叶以群是编辑，我是编辑助理。

　　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其实都是国民党人，苏联大使馆和国民党都为它提供活动经费。这个协会的成员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像我这样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普通人。说得好听一点，这儿算是对苏工作的统一战线组织。

　　戈宝权那时从苏联当记者回来，在搬迁到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做编辑。这个报社是受国民党监控的，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戈宝权是共产党人，他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所以他常常来中苏文化协会找我们玩。我和他年岁差不多，又都喜欢文学，许多年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连住的地方都不告诉别人，后来领导要他从重庆经香港坐船去北京工作，所有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一起吃完饭，他约我去他住的地方坐一下，我才知道他住在他的叔叔戈公振曾经住过的房子里，那里有很多俄文书。他在送我上电车回家的路上，才对我说：“我要离开了。”我也是谨慎的人，知道是上级要调他走了，所以也并不多问。

　　10多年之后，戈宝权从苏联回来做外交工作，主要研究俄苏文学，而我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俄苏文学，我们才又相聚在一起。

　　苏联人的出版社工资发美元

　　从1945年起，苏联开始加大它在国外的文化外交工作，所以在上海以侨民的名义成立了时代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直属于苏联宣传机构塔斯社管理。在它成立之初，日本还没有投降，苏联也还没有对日宣战，因此苏联要在日本包围的中国租界建立这么一个出版阵地。

　　时代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有系统地在中国找人翻译俄国古典文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更多的还是以苏联与德国作战为主题的书，比如《日日夜夜》、《宁死不屈》等等，通过这些书宣扬苏联的建国经验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在重庆感到国家必须要走类似苏联的道路，就在戈宝权介绍下来到这家出版社工作。

　　当年通货膨胀很厉害。时代出版社算外资机构，给我们发美元当工资，我当年的收入是每月70多美元，用美元去买东西，价格相对稳定一点，但因为整体的物价变幻莫测，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塔斯社给我们发工作人员的卡，表示这些人是苏联塔斯社聘请的人，由他们负责。有做地下党工作的同事被国民党逮捕，最后还是共产党组织找人去疏通关系把那个人给保了出来。所以在这儿工作并不是那么安全，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应该留下来向国民党统治区里的人介绍苏联文化。

　　1949以后，中国开始禁止外国在国内建出版社。1953年时代出版社关闭了，苏联人当时很想不通：我们一直支持你们的革命工作，为什么要把我们关闭？后来，他们把时代出版社的所有权移交给中国，社里的工作人员也重新进行分配。一批人去了商务印书馆，另一批人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北京，替人民过滤“不良”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社长是冯雪峰，他请了冯至、曹靖华等四个人来做副社长，从冯雪峰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单是介绍“五四”以后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开始介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典名著。

　　1957年“大跃进”的时候，各个单位都搞整体规划。我们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提出了一个“赶超日本”的口号，做了一个二三千页的出版计划书，非常详细，包括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内容简介、艺术风格、主题思想和倾向性等等。

　　紧接着就到了“反右”，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断开冯雪峰的批判会，但是他后来还是继续在出版社领工资，只是不担任具体职务，有时候帮我们看看稿子。他的身上有浙江温州一带人的那种“介乎耿直、固执、顽固之间”（鲁迅语）的性格，在出版社有鼓舞人的力量。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后，我担心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怎么办，后来，周扬调来了冯雪峰的朋友巴人接替冯的职位，大家也都继续安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二三流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比如有一本书，讲的是两个红军休假回部队，路上经过一个小镇，就到当地的妇女家中去……描写得比较刺激露骨，而我们觉得红军是很神圣的。

　　再有些美国小说中许多反映社会青年处于悲观失望状态，它除了有利于我们了解美国之外，还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作出分析，附加在书的前言后记中，说明作者的动机是希望改进这个社会。

　　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完整的《金瓶梅》，但只有研究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和地方上具备一定级别的党政干部才能买到。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出这本书了，而我仍然认为这本书的流传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就是如此，强调组织、强调政治性。　　

　　人物：孙绳武

　　1917年生于河南偃师，1949年进入苏联背景的时代出版社，从事编译业务。1953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第三编辑室和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1983年退休。1931年便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译有白俄罗斯著名诗人库巴拉的诗集《芦笛集》，伊萨科夫斯基《谈诗的技巧》等，50年代与蒋路合译了在我国大学文科教育中有重要影响的三卷集《俄国文学史》。

　　“文革”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日本文学丛书”、“北欧文学丛书”、《莎士比亚全集》、《泰戈尔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普希金选集》、《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印地语文学史》、《西方美学史》、《欧洲文学史》等重要书籍的翻译出版。曾获得过韬奋出版奖和彩虹文学翻译奖。

　　记者手记

　　孙先生的两个孩子不幸都是聋哑人，但他说自己仍希望子女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自己，能够多施于人，为别人服务。

　　此前不久，看到李文俊先生的一篇文章《了不起的女儿》，文中便记述了孙先生的女儿细心照料父亲的情景。我去的那一天，碰巧她不在，孙先生说沙博理（中国籍美国翻译家）的孙女要结婚了，作为老邻居老朋友的女儿代表家人给他们帮忙去了。

　　孙先生夫妇两位老人在家行动都不甚方便，女儿在去给别人帮忙的当儿，给父母买好了速冻水饺等食物放在冰箱里，“千叮咛万嘱咐”妈妈一定要把碗留在水池里等她回来洗。转述着子女孝顺的事迹时，做母亲的脸上尽是欢颜，一旁的父亲也含笑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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