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关沫南与关]关沫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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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眼里蒙着泪水

　　作者：关沫南［满族］

　　我的母亲身材比较瘦小，一张清季的圆脸，微微有点尖下颏，面色白皙而润腻，稍能看见睫毛的眼睛黑大而明亮，总像汪着一层水，露着命运悲伤的味道。她一生没有发胖，始终是这福样子。

　　覆着金红颜色的童年，应该记得母亲是美丽的。她性格温厚，读书识字，常给我讲故事和传说，哼唱民间歌曲，可以说她是高雅的。但留在我记忆里的，却不是她美丽的面影和幽雅的举止，而是她那一双小巧永不停歇地操劳的手。每一想到她，首先是那双手出现在我的眼前，然后才是她那蒙着泪水的眼睛。

　　我的外祖母，在母亲刚刚能领着她唯一的弟弟走路的时候，就在她们的家乡吉林城因事入狱。我的外祖父在我母亲很小时就病故了。孤苦伶仃，年纪幼小的姊弟俩，谁知道是怎么活过来的。只记得母亲说每天她都要忙着做吃的，在还烫手的时候就将饭具提起来，领着我的舅舅饿着肚子，到监狱里去送饭。整整三个年头，她的两只手忙着做着提着，到监狱里去把饭高高地举到铁窗上去。

　　到我记事的时候，我家住在呼兰河畔的城街上。母亲的两只手仍然是日夜地洗着缝着做着，冬季里两手在冷水里冻得裂开了口子，有时还流着鲜血。在我威严的祖父面前，封建的继祖母的冷落下，母亲脸上从来没有笑容，也不说什么。在旧东北军任连长的父亲，在剿匪中被掳去，一时生死下落不明。母亲在操劳中两眼常常含着泪，在人看不见时才偷偷用围裙擦眼泪，依旧一句话也不说。后来父亲从土匪手里逃出来，母亲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东北沦陷后我家住在哈尔滨，一九四一年冬我因参加地下“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从事抗日左翼文学活动，在敌人制造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中被捕。深夜被带走时，母亲从身上脱下一件厚毛衣，又取来父亲一条皮裤，含泪给我穿在身上，目送着我消失在风雪中。她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在监狱里，我看着铁窗外的树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一点也得不到亲人们的消息。那时我究竟还是个孩子，常常望着窗外浮动的白云，想家想母亲，每日里思心悠悠。母亲现怎样?她是否能经受得住这种折磨煎熬。抚摸着穿在身上的母亲的毛衣，父亲的皮裤，我好像触到了母亲那双温暖的手，是母亲的手和心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使我在饥寒交迫的牢狱中能够坚持下去。

　　母亲的命运像命里注定了要为亲人的磨难备受熬煎。幼小时为外祖母坐牢，身心饱受摧残。结婚后父亲又被土匪浮去，接着又是我——她心爱的长子被投入监牢。长期的精神折磨揉碎了她做母亲的心!可是谁能想到，要她尝受的人生苦难还远不止这些。几年之后我出狱回到家，看见她枯瘦如柴，眼睛像两孔黑洞凹陷着，说话时头和双手不住地颤抖。在我家的两间小屋里，我找不到父亲的影子。母亲眼里含着泪痴呆地望着我，像怕我知道什么，又像是怕她自己会说出什么，急急地走了出去。不知怎的，当时我只顾抚摸我那多年不见的书桌，在那上面我写过很多散文和小说。我又去翻弄屋里的旧书，看有没有我从前读过的书留下来。这时天色暗下来了，还不见母亲回来。临时在街上做小贩维持家中生活的二弟三弟回来了，他们见了我，神情也和母亲一样悲戚。在我再三追问下，才知父亲在我入狱期间被捕牺牲了。

　　父亲在旧东北军，是位连长。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日本侵略军进攻哈尔滨，父亲所在部队开到双城英勇地抗击日军的进攻，他抱定以身殉国的信念，但被士兵救下来。随即又参加了地下“共产国际哈尔滨情报组”，专事搜集日军军事情报的工作。在我被伪警察逮捕不久，父亲和他的同志被一家俄国人出卖了，日本关东军的宪兵包围了我家。那时父亲因肺病和痔疮卧床多日，两手被戴上手铐时，母亲几乎要晕倒。望着父亲那病弱的样子，母亲把家中唯一没有典当的一件皮大衣披在父亲身上，好让他在狱中挡挡风寒。父亲没有要，他说：“留下吧，当了或卖了，他们还能活些日子!”

　　今后的日子怎么样过啊，接连失去两位亲人，母亲怎么受得了这沉重的打击?她的心在寒风中颤栗，从此吃不下睡不着，日夜惊悸，抖索。她领着我两个年幼的弟弟一个妹妹，身无分文，能当卖的东西都卖了，还是时常揭不开锅，探听着父亲的消息，省下家中的口粮给我们往狱中送。

　　父亲在经受了灌水、过电、上大挂等一系列酷刑折磨后半年时间就牺牲了，死时也没有拿下脚上的铁镣。母亲和弟弟第二天赶到监狱，现砸开脚镣，一贫如洗的她们买不起棺木，只好用四块床板钉了个棺木装殓了父亲，埋在哈尔滨郊外叫圈河的乱葬地。

　　刚刚埋葬父亲，伪当局又强征我二弟去当兵。他体弱没有检查上，保甲长说检查不合格叫国兵漏，当不了兵，就去当劳工。母亲不得不卖掉最后几件衣物，托人使钱去求情。

　　那时二弟在运输公司当汽车修理徒工，日夜滚着油泥苦干，一个月只给三四元钱。日子简直没法过，小弟弟初中没毕业，就进了报社当校对员。他俩下班晚，母亲总是深夜倚门等待，等啊等，一颗心担惊受怕，惴惴不安，唯恐两个小儿子再出事。夜间院子里稍微有点什么动静，母亲的心就缩成一团，从此她留下了头部颤抖的病。

　　我从狱中归来那天，母亲很晚才回家，她是到市场给我买吃的去了。多少年来她吃不饱饭，长年和弟弟妹妹们，用土豆和榆树钱掺部分粮食熬糊糊糊口。见我回来了，她说什么也要让我吃顿全粮饭。那年母亲才不过四十几岁，生活已把她摧残得那么可怜，完全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只有洞悉人类心灵世界的人，才能知道母亲受的苦有多么深。

　　日本投降了。十四年的苦难岁月结束了。应该让母亲过几天好日子了。可是一九四六年春，美国装备的国民党中央军经长春来到松花江南岸，战火眼看就要烧到哈尔滨。我不得不动员母亲、弟弟、妹妹和妹夫，处理掉家中全部物品，毁家避难，跟着革命队伍走。那时的思想准备是，在大小兴安岭、黑龙江畔，风餐露宿，打上几年游击。

　　母亲虽然盼着一家团聚，能够安度余年，但看见形势如此，沉默了两天之后说：“反正人是死了，走吧!……”她想起了我的父亲，决心继承死者的遗志。在随着《东北日报》后方分社向北疆之城佳木斯撤退的前夕，她带领我和弟弟到郊外父亲的坟上去告别。尽管她泪满满面，依依不舍，但还是和撤嫁的人坐上闷罐车，离开了哈尔滨。

　　以后我因公调动，弟弟和妹夫随东北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参加土改，只有妹妹带着孩子伴着她。当她们从佳木斯出发，下乡去我弟弟妹夫那儿时，战火已燃，军运紧张，车少人多，十分艰难。由于挤不进车厢，母亲爬到车厢顶上，数九寨冬，迎着凛冽的风雪，奔往勃利县。在后来的年月里，她从勃利到密山、牡丹江，又到哈尔滨、长春、抚顺，飘泊无定，四处奔波，最后才定居在北京妹妹家。

　　母亲的名字叫孟可钦，她的确是一位可钦敬的女性。她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前半生她受尽了身心磨难，后半生又历尽了身体劳苦。当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从未露出过一句怨言，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却从来没有半点索取。我家是满族，在我们的家族里，我为抗日牺牲的父亲感到光荣，更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

　　使我终生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从狱里出来，被流放到北满一个荒僻的农村去放羊。年近九十的母亲在北京病逝前，电报打到安达县城，直到半个月后我才在乡上收到，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人生谁不希望幸福，但常常是母亲的一生最苦；人生谁没有美好的年华，母亲在美好的年华里脸上却从来没有过微笑。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脸曾是年轻的、秀丽的，但眼里却总是蒙着混浊凄然的泪水。

　　人子们啊，何时让天下的母亲们活得好一些，让她们的眼里永远浮现着幸福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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