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简单的神话故事有]比较简单的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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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神话一直是人类最早的幻想形口头文学作品，上古的《山海经》有好多中国神话的影子，这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神话故事的典籍，关于那些比较简单的神话故事你看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比较简单的神话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比较简单的神话故事篇一

　　元朝至正七年，七十九岁的黄公望和师弟无用一起从松江来到浙江富阳。黄公望很快被“无处不画图”的富春山水吸引住了，于是便不想再四处云游，而是想住下来描绘富春江的美丽景色。无用虽然也酷爱书画，但他不擅绘画，于是独自云游去了。

　　这天中午，黄公望来到富阳城东面的鹳山矶头，在富春江边的一块礁石上坐下来，然后从皮袋中拿出纸笔，对着江岸开始作画。他正陶醉在秀丽景色中，突然背后被人猛地推了一把，黄公望毫无防备，一下掉入江中。

　　这时，那人发现驿道上远远有人走来，慌忙逃走了。是谁想把这风烛残年的老人置于死地?这还得从头说起。

　　四十五岁那年，黄公望来到大都(今北京)都察院，成为一名书吏，参与江南经办有关田粮征收事宜。他的上司张闾，官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高位，又是经理江南田粮的主官。因贪污舞弊掠夺田产而逼死了九条人命，张闾被抓，黄公望也受到牵连。在狱中，他供述了张闾贪污的一桩桩罪行，使张闾受到严惩。黄公望出狱时已年过半百，他心灰意冷，绝了仕途之望，寄情于山水，成了一名清修的道士，专心从事山水画创作。

　　因黄公望揭露了张闾的罪状，张闾的亲属怀恨在心，一直想对他进行报复。

　　后来，张闾的外甥汪其达得知了黄公望的去向，便一路追踪而来。因为无用师弟一直不离左右，汪其达无从下手，只得等候时机。如今无用离去，汪其达见黄公望独自在江边作画，就下了毒手。

　　也该黄公望命大，一个叫何树平的樵夫，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看到有人被推下江去，便飞跑过去，连衣服也顾不得脱便跳入水中，一个猛子把黄公望救了起来。看他昏迷不醒，就把他拦腰抱起，头朝下拍着背部。

　　不一会儿，黄公望把肚里的水全都吐出，清醒了过来，在矶石上休息了一会儿就没事了。黄公望估摸害他的人肯定是张闾的亲属，就把实情对何树平说了。

　　何树平想，那人如果知道黄公望还活在世上，肯定不会罢休，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伯父，我家住在江边的山上，离县城不远，但非常隐蔽，您和我一起回去吧。”

　　黄公望想想，点了点头，站起身跟着何树平踏上了沿江而下通往杭州的驿道。走了不到十里路，来到一个叫庙山坞的山沟里。他们登上右边的一道山梁，眼前出现了一片凸起的平地，住着七八户人家。

　　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江，酷似一只淘米的竹编筲箕，所以称为“筲箕泉”。

　　黄公望举目四望，山峦起伏，林木葱笼，溪水如练，好一个世外桃源，禁不住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天下竟有这般美丽的地方!”何树平择了一块平地，和乡亲们一起为黄公望搭了间茅屋，让他安下身来。

　　黄公望沉浸在富春江秀丽的自然景色之中，一开始，他不敢去远的地方，只在附近作画，后来，看看也没事，就戴着竹笠，穿着芒鞋，一副当地山民的打扮独自出门了。

　　沿江而上，观察烟云变幻之奇，遇到好景就随时画下来，就这样一日复一日，不知不觉半年多过去了。

　　这天，黄公望拿出一幅画，让何树平带到城里去卖，并吩咐说没有十两银子不要出手。他怕张闾的亲属再来找麻烦，画上没有署真名，落款是“大痴道人”。

　　何树平一介粗人，哪里知道这幅画的价值，听说这张皱巴巴的纸要卖十两银子，觉得这老头准是想钱想疯了，但还是把它筒好，用一张毛竹箬壳包住，缚在柴担上。

　　来到富阳城集市上，正巧一家画坊的伙计前来买柴，讲好价钱后，何树平就去送柴。来到画坊，放下柴担收了柴钱后，何树平解下画来，见这里有很多画，就把那张画拿到主人面前，问要不要买。画坊的主人得知这画要卖十两银子，想想可能是名家之作，就接过画打开来看，不觉眼睛一亮。虽然画上的署名没听过，但看画工此人绝对是高手，于是连价也不还就买下了，还让何树平以后有这样的画尽管拿来。何树平目瞪口呆，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张纸能卖这么多钱，自己就是砍一年的柴，也挣不到十两银子啊。

　　这以后，黄公望每两三个月就让何树平去卖一幅，除了留下生活所需的银两外，其余的都给了何树平，还接济乡亲们。

　　这天，何树平刚从画坊出来，有人拦住他问：“小哥，这画是不是一位叫黄公望的老翁所画?你带我去见见他吧。”

　　何树平猛地一惊，忙推说是一位老妪让他代卖的。哪里想到，那人悄悄地跟在他后面，到了筲箕泉，老远见到黄公望，就一个箭步跑过去。

　　直到这时，何树平才发觉那人跟了来，心中暗暗担心，马上紧握挑柴杠，走过去准备护住黄公望。

　　可是没想到，黄公望竟和那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原来，这人是无用师弟。无用在外云游，放心不下年迈的师兄，特地回来看看，可寻遍了富阳城也没听到师兄的音讯。想到师兄要生存的话只得卖画，于是就到画坊去打听，见何树平卖的画正是师兄所作，于是就跟随而来。

　　无用看了师兄一些单幅的富春江山水画稿后，忍不住说：“师兄，何不把富春江的景色集于一纸呢?”黄公望敲着自己的头说：“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见师兄生活安稳了，无用也放心了，小住了几天，又告别师兄云游去了。

　　富春江四面的数十座山峰，峰峰形状不同，几百棵树木，棵棵姿态迥异。为了画好这全景图，黄公望踏遍了富春江两岸，“搜尽奇峰打草稿”。充实积累素材后，他回到筲箕泉的“小洞天”，精心创作起《富春山居图》来。

　　黄公望那些画流传出去后，尽管不署真名，但还是被人看出是他黄公望所作，汪其达听说后特地去看。他从画面上看出，这是富春江的景色，作画时间也在近期，说明黄公望还在富阳。

　　汪其达来到富阳，打听多日才找到筲箕泉。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决定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动手。

　　晚上，除了黄公望的茅屋，其他屋中早已熄了灯。汪其达来到茅屋边，用刀尖轻轻地撬了撬板壁中的缝隙，往里一看，黄公望还在作画，他笔下是一幅富春江两岸的长卷山水画，看得出即将完成。汪其达正想破门而入，突然想到，黄公望的书画名闻天下，何不等他画好后再杀人劫画，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他当即下了山，在富阳城里玩乐了几天，猜想那幅画应该画好了。

　　这日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汪其达进入庙山坞，刚刚走上山梁，忽闻一股腥臭，等反应过来后，一只出来觅食的老虎突然向他扑来，躲避已经来不及了，他一下被扑倒在地，让饿虎吃了个肚皮圆。

　　后来，无用回来了，陪在师兄身边。黄公望决定完画后将此画赠予师弟，并在卷末附上赠语以表情谊。

　　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这幅用水墨技法描绘的富春江两岸秋色长卷图完成，黄公望亲手交给了无用师弟。这幅被后世誉为“画中之兰亭”的《富春山居图》，后来又演绎了离奇曲折的故事。

比较简单的神话故事篇二

　　这事儿发生在一九八零年。

　　自娘下世后，为了脚上穿的鞋，活活难为坏了无姐无妹无对象的赵五更。

　　二十二岁的乡邮员赵五更，一米八九的个儿，人长得粗糙。他头大手大;脚，更是出奇的大。“文革”结束那年原在乡里刚上中学时，即被体育老师挑了要培养“男篮”;终究因他学不成使体育老师被迫放弃了想依学生出名的那幻想。后这赵五更因练球也荒废些学业，三年后恰逢招聘就做了县邮局的乡邮员，他那同学们就常常戏谑他是：“手似熊掌头如斗，一对儿“轮船”山路游”;说他那块头那脚码尺寸就适合当乡邮员。

　　干乡邮员费鞋呐!偏他的那脚不好侍候，论码、那得穿四十七八的鞋，不好买;这年头连农村的女人也不常纳鞋底儿做鞋，他这尺寸的鞋即便商店里偶而有卖的，偏他的脚又太宽，试那鞋夹脚就穿不成。他的邮路皆是山道，唉，赵五更每俩月就得费一对儿“轮船”般的大鞋。

　　今年五月眼看着妈留给他的鞋没一双了，正因无鞋穿心里起急的赵五更却逢上了件“饥饿了天上真给掉馅饼”的怪事。妈都死去仨多月了，不知谁在他车子后的邮包里塞了双针脚密实做工精细的手工新布鞋!他一试，合脚;悄没声地扔掉那刚张开小嘴且鞋帮开花的旧鞋，穿上了这新鞋上了邮路。虽然这鞋在心里穿得不踏实，却也在心里一头纳闷一头自说自话：“管他谁的，他要鞋时咱给他钱就是了。”可归底，还就是没人吱声儿声张或是承认是谁塞的鞋;没人吱声儿，穿着这鞋反倒更让他整日里忐忑不安着。

　　六月刚过七天，邮包里又是一双合脚的大“轮船”;他终于憋不住了，问投递班长问同伴，是谁在俺邮包里装错了鞋啦?

　　见他一头大汗满世界打听不出给他自行车上邮包里装鞋的人，同班那唯一开县内转趟邮车、被称为“智多星”的小孙“损话”就出了口：“哥们!咱局里的妞们恁多哩，咋没见谁能给咱这一米六二的二等残废也装上一对鞋呀?你不就凭你这崇高形象么，那张姑娘李小姐的还能不跟着屁股闻香香?人家给你做了给你悄没声儿装了嘛，你就也悄没声儿穿了这鞋就行啦，你满世界打听啥、找寻啥、招摇啥?你不就是寒碜咱其他哥们嘛，你不就是臭显摆呗!装模作样的还打听啥呀?你是‘哑巴吃饺子’，嘿，你自家心里没有数啊!”

　　五更被他戏谑的红了脸噤了声，木讷着再不敢提装鞋的事儿，可心里也气恼这小孙的嘴跟利刀子似地：“我心里有数?心里头有个屁的数!”

　　这“智多星”小孙还是挺够朋友的;玩笑过后，他还真是一本正经主动提出来要帮五更，说是要帮赵五更破这“再简单不过”的小屁“破案件”子。因小孙他曾上过警校，他也常常给大家讲一本日本人写的那啥《点与线》之类推理小说什么的，总声称自己推理能力超强甚至可比“福尔摩斯”!他还老是调侃说他自己，本来是上警校后该到公安局刑警队显身手的，可警校生没进了公安局就只为的是能开上汽车只好托着人找县劳动人事局硬是要求到邮电局;他说虽是美滋滋来邮局开邮车跑乡邮，却丢弃了所学的公安业务!他后来见公安局添置了一些警车后就后悔不迭，无奈地解嘲说，这是上了邮车弃警车，纯属是上演了一出那个台湾同名的“搭错车”新改编剧本啦。他弄个响指给赵五更打了保票：“哥们，小菜一碟;凭我的业务功底，最迟七月底破了你这小屁案!”

　　按“福尔摩斯”破案的要求，要求赵五更须得先提供相关线索：“是周局长、她是女的，俺妈不在了，她格外关心照管俺，没准是......”

　　“智多星”不屑地眼一斜：“真格儿的四肢发达，你那脑子就不会转转圈?不错，局领导是关心咱乡村投递员，可她局长兼书记呀，那是忙得放屁功夫都没有的，“局长兼书记”就能有功夫兼着给你做鞋啦?咱赵五更同志是年年当了先进啊，可你不觉得你还真把自己拎起来当人物啦不是?”手一摆：“算了，跟你这人说事费劲儿;我自己单独办案吧!”

　　转眼又是七月，邮包里又是一双大“轮船”。

　　“咦——这是在我眼皮底下作案，作案人还敢是故意小瞧我咧?”习惯奚落他人、爱向别人挑战的“智多星”这回还真急啦!他这次还真耐下性子坐下来细细思忖，正儿八经和赵五更几番碰头、多线索推理。

　　——工会王主席?可他最近在市工会学习，再说他也不是闲人呀;

　　——班长钱丙午?也男的，“老爱”得了偏瘫，“吾神”顾不住“吾神”的，不像是;

　　——姑娘群里的：吴琴，不像;郑晓英、王丽娟......，皆不是啊。

　　“智多星”突然一激灵地拍脑袋：“我他妈的也糊涂了不是，嗨!现在姑娘媳妇谁还手工做鞋?嗨嗨嗨，咱钻在死胡同里，一辈子甭想破案!得得得，咱得重新再想别的线索才是。我的赵五更同志!咱得想想这既是女人还得是又会做鞋的。”他深为迟省悟而后悔不迭。

　　眨眼又到八月末，那邮包里又是一对儿“轮船”。

　　打过保票的“智多星”颇觉尴尬地咧着嘴干笑两下，用手指搔梳着头发：“五更，真是日怪哩!得、得，算球啦，你等人家来投案吧!”

　　为鞋，活活难为坏了无姐无妹无对象的赵五更。

比较简单的神话故事篇三

　　吃过早饭，洗碗筷，把灶台也擦拭干净，刚好八点一刻。取下挂在墙上的公文包，出门上班。所谓公文包，里面并没有任何公文，只是装着我的身份证，记者证，几百元零用钱，一张信用卡，和一副老花镜。这个公文包是我最后一次评先进生产者时的奖品，已经很老旧，只是习惯了出门时总要带上。早先，公文包里确实常常装着我夜里赶写的稿件。

　　无需乘车也无需骑自行车，街也不上。我住在报社大楼的后院，从锁上家门到推开办公室的门，大约十分钟。我是二十年前住到这里的。那时候，人们还不懂得到郊区盖房子，每个人都只是希望上班近一些。住得远了会有诸多麻烦。刮风下雨，顶风冒雪，蹬个自行车，或是挤公交，恨不得爱怎样怎样吧。孩子小的要拖拉着孩子，现在说起来还有同事掉眼泪。各单位正时兴“为群众办好事”，报社把后院的篮球场挖了，盖了这栋六层的家属楼。十分荣幸，我分得了四楼一套两室的单元房。那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所有的亲戚朋友无不羡慕。如今，除了几个早几年退休的同事和几个子女家属，已经没有比我岁数小的同事还住在这里。年轻人都是住很大也很远的房子，他们每天开着自己的汽车上班。

　　办公室也是在四楼。穿过昏暗的通道，最里端左手把角便是。我的办公桌是办公室里最好的位置，后面是朝东的窗子，左面是朝南的窗子，是谓金角。几年前，部里的同事硬是把我的办公桌搬了过来，也是从那时候起，他们喊我“老不死的”。他们说，“把最好的地方给老不死的”。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只提前五分钟进办公室。原先都是提前半个小时。把开水打好，再把地拖了，把桌子擦了，把报纸归拢到报夹，大约正好半个小时。从我到报社工作，只要不出差，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常常出差。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部里的年轻人来得更早，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桌净几明。他们来报社的食堂过早，他们说七点以前路上好走一些。

　　我不再出差，也几乎不出门。主任说，“让年轻人跑去吧，他们开车就走，很方便。你在家多帮我看看稿子。”年轻人则开始给我安排工作，“老不死的，帮我领两支笔”，“老不死的，帮我领两个笔记本，别忘了”。出差回来他们便在我桌上放些什么土特产，一包“老婆饼”，或是两块“巴女糕”，或是一把核桃一把枣。

　　我对“老不死的”的称呼也很喜欢，感觉很受听，多多少少有些倚老卖老。直到有一天，我又遇上一个“老不死的”。

　　(二)

　　事情多的时候，忙不过来，主任也要我出去转转。

　　上班铃响过，把人派出去，主任回转身对我说，“您去了解一下‘路怒症’怎么样?”

　　我把录音机和笔记本装进公文包，上街。

　　瓦蓝的天空，蓝得耀眼，没有一片浮云。大街上没有多少行人，没有多少车辆，虽然戴着口罩，呼吸也还很顺畅。我因为汽车尾气过敏，已经很长时间不上街了。即便上街，也只是去家旁边的菜市场，戴着口罩低着头，匆匆买了鱼，或肉，或是萝卜白菜，匆匆回来。没想到今天这个钟点还可以，放眼望去，并没有塞车。南边不远有一个大型超市，旁边是一个停车场，平日里总停着上百辆各色各样的汽车。不知是否能有一两个“患者”。

　　所谓“路怒症”，是因交通混乱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进而引发打架斗殴，甚至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前些日子我看过一个香港媒体的有关报道。没想到这么快就传播到内地了。

　　停车场的出入口坐着一位面无表情，邋里邋遢的男人。五十多岁年纪，穿一身仿交警的蓝色制服，鼓鼓囊囊，看样子从不曾洗过，两袖和前胸有几处油污铮亮。脖子上套根红绳，拴着个印有照片的牌牌，是工作证。

　　我微微弯了弯腰，算是致意，从公文包取出记者证，说明想采访几位车主。没想到他竟十分客气，“行，行，”连忙站起身把座位让给我，“你先坐，先坐。”那呆滞的脸上绽开笑容。

　　所谓座位是一把不知什么人家丢弃的破折叠椅，垫着一块脏兮兮的包装箱纸壳子。我瞟了一眼，一边说“不客气，”一边请他自管坐自己的。并无车主往来，便没话找话。“听说存车费又涨了，现在该挣不少钱了吧。”

　　“什了，什了，”他客气的笑容瞬间变作愤怒。我偷偷笑了笑，愤怒总比呆滞的好。“比俄原先看自行车挣得还少。” 他益发愤怒，“净不给钱，净不给钱，越是好车越不给钱。刚才，刚才，一个开红宝马的老板子，说是再要钱就打个电话炒了俄。”

　　有车主来了，我迎上去，做简单说明。这是一位四十左右的男子，虽然冬天，仍是穿一身深色西服，白衬衣，暗格的灰色领带。他笑着摇摇头，“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也没遇过。”又一位车主过来，也是“没听说过”，匆匆去开他的车，“这都是政府的事，管理问题。”

　　“他们有车开着，想咋开就咋开，他们有什了‘怒’什了‘症’。俄才是‘怒症’了。”看车人竟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他一边收钱撕票一边朝着我说，“俄上马路就‘怒症’。”

　　我收起录音机，敷衍着，听他说。

　　“俄过马路，”他指前面的路口，似乎是看出我要离开，急急忙忙地说，“俄看着绿灯，俄出来的时候娃和老板子说了，到大城市过马路要看红绿灯，俄看着绿灯走。”

　　他孩子样真诚，黑色的脸涨得通红。他家里的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俄看着绿灯走，一辆大奔驰就撞过来了。俄透他妈。俄一屁股蛋蛋坐了地上。俄牵村里的大叫驴透他妈。他还过来了，还真地要打俄，就像俄真地透他妈，说俄老不死的上街混棺材本。”

　　这多少有点触动我的神经，下意识地追问一句，“他说什么?你也是老不死的?”

　　“说俄老不死的，说俄上街混棺材本。”

　　我认真对他说，“绿灯过马路也要看着点。城市里可不兴骂街。”

　　走了几步，我又回头瞅了瞅，估摸他也就是五十挂零点岁数，这“老不死的”雅号混上的也早点。

　　(三)

　　回到报社给主任汇报，特别说了那个看车人。主任哈哈大笑，“这不算，这不算。都是驾车人‘路怒症’，看车人哪来的‘路怒症’。”

　　我迟疑了一下，对主任说，“以后别让他们喊我老不死的了。过了春节我就退休回家了，再也不上街。”

　　主任止住笑容，“你可别在意，咱们这帮年轻人，他们是祝您长寿。我们家管爷爷都是喊老不死的，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是吗?那我还是很喜欢做老不死的。只是主任自己从不管我叫老不死的。他只比我小十岁，见识自然比那些年轻人多，或是认为我还不够老不死的资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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