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历史故事_革命历史故事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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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历史故事 辛亥革命与“辫子”

　　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剪辫与革命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1920xx年，17岁的邹容从四川来到了上海，为表示反清的决心，痛快剪掉辫子，乘船赴日留学。一到日本，邹容就投入方兴未艾的革命洪流，誓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行为不轨，发生奸情，他联合张继、王孝镇、陈独秀等人在晚上掌灯时分，闯入姚的住处，乘姚不备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其辫子。一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二则揭示剪辫的正义性，号召留学生革命反清。在邹容眼里，“区区一辫发”事小，关系“种族存亡”事大。在邹容等人的大力推进下，1920xx年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黄兴、陈天华、蔡元培、吴玉章、张继、陈独秀、秦毓鎏、许寿裳、韩强士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20xx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20xx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这段回忆清晰地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新军与新式学堂中的剪辫风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20xx年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屡见不鲜。

　　1920xx年，山西陆军学堂的学生集体剪辫，颇具气势。刘精三记云：“九月间，我们联系进步同学24人剪了辫子，一时风起云涌，剪辫运动形成高潮。到了冬季，200名同学，除少数旗人外，剪辫子的达到170余人之多。省城大专学生说：”陆军学堂变成了寺院，学生当了和尚，但也有带发修行的‘。“

　　1920xx年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20xx年，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20xx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20xx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风波。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革命历史故事 亲吻镣铐的伟大妻子们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但是，在这个事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直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流传，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她们用自己文弱的身躯，为自己的丈夫，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也为俄罗斯的女人们，谱写了一段美丽的传奇。

　　1 820xx年12月，俄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_批青年贵族军官，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深受国内进步思想家的熏陶，逐渐形成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他们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度，揭竿而起。因起义发生在12月，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但是，起义因准备仓促，指挥不力，且沙皇军队4倍于起义军，起义遭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后，大批十二月党人被逮捕，5位领导人被处绞刑，31人判徒刑，120多位十二月党人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是一片野兽出没、人迹罕至、荆棘遍野的蛮荒之地。在漫长的30年间，不断有人因劳累疾病而死，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中无人会往后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因何而来，更明白自己为何而活着!在困厄潦倒的处境中，他们一刻也不曾放弃斗争。他们给家里人写信诅咒黑暗的专制制度，揭露政府惨无人道的罪行。一时间，十二月党人的书信在俄国各地被人们争相传抄，就像不灭的火炬，鼓舞着生活在黑暗和暴戾中的劳苦大众奋起反抗。

　　这些信件，最直接地冲击着他们的妻子们。身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勇敢的决定，她们要不远万里去西伯利亚，到丈夫的身边去，为丈夫送去温暖与体贴，送去精神的支柱!这些妻子大都是出生高贵的贵族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了沙皇法律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

　　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沙皇不得不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政府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的颁行，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告别昔日的贵族生活!

　　但是，她们没有听从沙皇的命令，也没有被种种威吓所吓到，她们宁愿放弃都市中优裕的贵族生活，宁愿戴着脚镣手铐被拿枪的卫兵押送着远行。

　　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在漫长的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路程上，近百位俄罗斯贵族女性，演绎了一场最悲壮的颂歌。她们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正义的，她们坚信自己的丈夫是勇敢的化身，她们为自己是他们的女人而骄傲，她们要像自己的丈夫那样献身正义的事业!

　　特鲁别茨卡娅是她们中第一个到达西伯利亚监狱见到丈夫的女性。她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和丈夫相1会的情景： “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声使我惊呆了!他那高贵的双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痛苦、屈辱的程度。当时，他的镣铐如此激动了我，以致我先跪下来吻他的镣铐，而后才吻他的身体。”

　　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他们的妻子也先后到达了那里，她们像自己的丈夫一样坚韧不屈。

　　这段历史远去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也远去了，但是，她们不屈不挠的身影，却依然在历史的时空中闪烁。

　　革命历史故事 王莽的精神文明建设

　　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病而死，没有留下子嗣。不久，他18岁的侄子刘欣被拥上帝位，后世称之为汉哀帝。公元前8年，久病中的成帝曾有过一次大手笔的革新——对宰相制度做了重大调整，史称“绥和改制”。

　　此次革新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外朝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这“三公”的权位排序。按照西汉旧制，“三公”以丞相为首，御史大夫、太尉辅之。“绥和改制”之后，三公地位与权力彼此对等，遂成鼎立之势。

　　但成帝在次年的突然去世，使得刚刚起步的“绥和改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用——改变元帝以来君权旁落，尤其是外戚横跨内廷与外朝的畸形政治格局。哀帝刘欣虽然能够洞察成帝的良苦用心，但奈何自己初承帝位，又是由藩国入继大统，急需获得长安实力派政治势力的认可与支持，“绥和改制”自然也就只得不了了之。

　　哀帝在后世博得不小的名声，大半源自他和同性密友董贤之间关于“断袖”的那段风流公案。为后世所忽略的，则是哀帝实有重建武帝与宣帝时代君权至尊无上的“政治辉煌”的雄心，为此，哀帝与彼时当权的王氏外戚缠斗不休，并一度将王氏外戚在朝中的领军人物罢职，甚至逐出京城。

　　但哀帝在公元前1年的早卒，令这一切如成帝的“绥和改制”一般都失去了意义。

　　日食让王莽重返政治舞台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在朝廷的最高代表、大司马王莽被罢免，两年后，又被逐离出了京师，一辆破陋的马车把他载回了封地南阳新都。在那里，他将度过三年孤寂的时光，同时也将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审查汉帝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

　　公元前20xx年的岷山坍塌事故，一直在王莽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刘向当时给出的解释。刘向说：“周朝那会儿，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结果周幽王死于非命。岐山正是周朝的发祥地，汉帝国兴起于蜀郡、汉中，如今龙兴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显示也与此吻合，看来亡国之日不远矣!”

　　帝国将亡。不单单是出身皇族的刘向和出身外戚的王莽如此认为，年轻的汉哀帝同样也感触极深。也正因为如此，王莽才会被年轻的新皇帝决绝地逐出了京城。新皇帝坚信：正是王氏外戚长期把持着帝国的朝政大权，蝇营狗苟，才使得帝国的形势江河日下。

　　年轻必然气盛。哀帝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年近四十的王莽在南阳湿热的宅院里不断听到来自北方长安的消息——哀帝如何提拔丁家外戚，又如何打压冒得太快的傅家外戚，再又如何扶植早已没落的赵飞燕一系的外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消息总会让王莽忍不住摇头叹息——哀帝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好青年，但却找错了方向。

　　帝国的病根不在外戚身上。帝国有病，外戚只是病症，而不是病源。

　　一想起哀帝在即位之初问自己的那个问题，王莽就忍不住感叹：年轻人总是容易将问题简单化，然后迅速做出粗暴的处理。那是登基大典过后没几天，哀帝突然在朝堂上公开问道：“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该住在哪里呢?”

　　王莽很清楚这个问题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为人后者为人子”，是朝廷当年选择刘欣为太子时，所定下来的硬性条款。作为继承汉成帝皇位的前提条件，刘欣必须抛弃定陶国的宗法谱系，与自己的生父切断宗法上的父子关系，而以汉成帝为父亲。而以汉成帝为父亲的后果，则是必须认同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为亲祖母;认可王政君为亲祖母的后果，则等于认可了老王家为自己的直系外戚，这其中，就包括认可王莽是自己的亲舅舅。

　　哀帝抛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更改自己帝位的正统性和宗法来源，来否定掉王氏外戚所垄断的朝政大权。

　　新皇帝不认可王氏是自己的嫡系外戚，也不认可王莽是自己宗法上的亲舅舅。王莽有些哑然失笑的感觉。新皇帝在操纵宗法正统，以图打击自己和背后的王氏外戚。殊不知，帝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危机，恰恰莫过于正统性危机。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帝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汉帝国的正统性存在问题，需要一场完美的“禅让”，至宣帝、元帝两朝，儒家知识分子上升成为帝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这种对刘氏皇位正统性的质疑越发变得赤裸裸了。要求昭帝顺应天命退位的睦弘、高倡“帝位循环论”而自杀成仁的盖宽饶，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的楷模。

　　自然法则下的帝国合法性岌岌可危，哀帝却还纠结于血缘法则下的皇位合法性。

　　长安城的好消息，在一次日食之后终于传递到了南阳的新都。刮风下雨、日升日落早已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日食则更是令所有长安高层人物时刻胆战心惊的事情。公元前2年正月出现的这次日食，就彻底改变了汉帝国此后的命运。

　　日食出现之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日食由衷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所致。

　　哀帝不得不接受这种在当时被普遍认可的政治游戏规则。根据规则，他召回了王莽，理由很冠冕堂皇：让他回来照顾他的姑姑——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能够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可，源自他个人的彻底儒家化。多年来，王莽一直遵从儒家经典的教导处世做人，甚至带有强烈的左倾和教条主义之嫌——他逼迫自己的儿子自杀，因为儿子杀死了一名家奴。理由是：孔夫子说“仁者爱人”，孟夫子说“人人素其亲，长其长而下平”。按照夫子们的教导，家奴也是人，也是必须同等以“仁”相“爱”的。在某种程度上，学习《礼经》出身的儒家门徒王莽，患有强烈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道德洁癖。

　　这样一个曾经处在大司马那样显眼位置上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帝国儒家知识分子们注视的焦点。

　　而当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势力，提拔丁氏、傅氏外戚来抗衡王氏之后，丁、傅两家的不学无术和贪得无厌，让儒家知识分子们更加思念被流放在南阳的王莽——日食，正好给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机会。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天迅速改变了汉帝国的历史走向。饱受压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枢，并急派使者把王彝召入了未央官，执掌兵权。

　　属于王莽的时代来临了。

　　八年之后，在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片赞颂声中，王莽在肃穆的和平“禅让”仪式下，取代汉室，登上帝位，建立了新莽王朝。

　　自尧、舜、禹三代以来，“禅让”一直都只是个美丽的政治传说，从未有人将其完整地付诸实施过——王莽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此后，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禅让”游戏，无一不是在重兵环绕、刀枪加颈的前提下完成，唯有王莽，是在获得了帝国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之后，顺应“民意”和平接受禅让登上帝位的。

　　这一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其发生质变的关键点，则毫无疑问是在公元前5年的那个六月。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哀痛之余，年轻的皇帝也在苦苦思索帝国的前途何在，遍地都是造反的民众，朝廷内外权斗此起彼伏，帝国一派末路景象。也许是过度的悲伤损伤了哀帝的判断力，也许是数年来的努力每每付诸东流让哀帝丧失了信心，也许是沉重的疾病侵蚀了哀帝最初的雄心——总之，当神棍夏贺良冒出来说他能够挽救汉帝国的命运时，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

　　夏贺良告诉哀帝：“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经在所难免。老刘家要想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很快，帝国的百姓们就都接到了哀帝下发的紧急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年轻的新皇帝显然对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事后回顾，这份诏书的影响之恶劣，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汉帝国最高首脑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至于那个什么“陈圣刘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罢了，偏偏又引发了这样的流言：“陈国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汉朝刘氏是尧帝的后裔，尧传位给舜。这个国号意味着老王家将要取代老刘家，王莽将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这年八月，对于汉帝国的未来，民间已经是议论纷纷。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应”却始终没有出现。自然灾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也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沉重。夏神棍为了推卸责任，又说问题出在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还向哀帝推荐了几个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并不是白痴，夏神棍被处决了，大汉朝又回来了。也许，哀帝认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这一“不忠不孝”之举有关，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全国各地被废弃掉的七百多座刘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对着上苍和这些神祠，祷告了三万七千多次。

　　往生的祖宗可以祷告祈求原谅，然而民众的禁忌之口一旦打开，却再也难以封闭。正是从夏贺良事件开始，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讨论“汉家天下气数已尽”。换言之，正是哀帝自己，为日后王莽的和平受禅，打开了最关键的那扇禁忌之门。

　　多少年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至治社会——“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应该选贤任能，播扬仁义，泽被万民……简而言之，汉儒们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奉天法古”四字来总结。所谓“奉天”，即董仲舒所倡导的天人感应，皇权受命于天，一旦无道，则上天必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若顽冥不改，则必遭上天抛弃，所谓“法古”，则是回归上古三代的“礼治”，换言之，回归周公时代。

　　他们所选择的王莽，恰恰是周公的虔诚信徒。

　　儒家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王莽，这位原教旨的儒家信徒，是如此地接近“周公”。

　　姑且回顾一下王莽的登基之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筑了明堂、辟雍和灵台。据说，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则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而灵台则是天子直接与天意交流的地方。这些飘渺的建筑，一直以来仅存在于儒家经典着作中，只能作为上古圣哲时代的标志，存在于帝国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之中。而如今，这些传说中的建筑，都在王莽的手上变成了实物。

　　王莽随即又为长安城的儒家学者们修筑了舒适的高级公寓，还提供给他们一个大大的用来发表演讲和聚会的大广场;他还在太学里恢复了《乐经》;增加了博士的名额;大搞扩招;广征天下学者前往长安参与礼乐的重新制订……

　　接下来是“四夷宾服”的祥瑞接踵而至。在王莽代替汉平帝执政期间，南方的越裳氏献来了白雉，东方的黄支则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变更了首脑的称呼以示归顺。

　　对于未见动静的西方，王莽自己动手弥补了这个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前往西方，将一个羌族的酋长贿赂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软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们，他们感激于安汉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献出现在所居住的肥沃的土地。

　　“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礼》中的记载，将汉帝国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此来显示西周大一统时代的盛世格局。

　　与此同时，儒家知识分子们日趋一日越来越强烈地拥戴王莽称帝，他们开始批评朝廷迟迟不赏赐王莽，批评朝廷的赏赐太微薄，甚至批评王莽太过谦让。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一度堆满了群众的抗议信，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缘由是王莽推辞掉了朝廷奖赏给自己的田地，引发了群众的极度不满，人们纷纷抗议，要求王莽接受这个封赏。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48万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还包括了一大批的诸侯、王公、列侯和刘氏宗室。

　　当王莽再度拒绝接受封赏之后，民众的情绪高涨到了巅峰。这一次，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推上“当代周公”的宝座——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缘自周公时代的传说)，也就是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王莽此时已经是安汉公，是“宰衡”，从权力的角度上来说，已不必再给自己添加任何光环。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它。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周礼》其实是一部周公当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写的经典指导教材。接受《周礼》中的终极荣誉“九锡之赏”，对确立王莽的“当代周公”地位来说，意义非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绚烂的仪式中，庄重地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没有人知道这场礼仪是不是合乎规矩，因为620xx年前的规矩早已失传;也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莽是实至名归。

　　到了这一年秋天，王莽之前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京城。他们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言天下风俗齐同”，百姓们在王莽的英明领导下，风俗回归淳朴，生活美满幸福，“当代周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他们还记录下了全国百姓们称颂王莽功德的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雄心勃勃的王莽，终于在这一年明确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终级目的：“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对阻碍自己达成这一理想的人，王莽说，要让他们尝尝“象刑”(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衣服上画上乌龟，或在帽子上写上“淫贼”两个字)的味道。

　　回归三代之治

　　知识分子们对王莽“重制礼乐”这一浩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和拥护，着名学者扬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患有严重口吃的扬雄，40岁那年离蜀入京，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历经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黄门郎，多年来一直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元始四年，扬雄已近六十岁。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他正在撰写新着《法言》，怀钱十万来到长安，希望他能够在书里拨几个字给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结果却遭到了拒绝：“商贾们没有仁义的行为，就如同圈里的猪羊，怎可随便载入书中!”

　　吝啬的扬雄，却罕见地在《法言》里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扬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眼里，王莽勤于王事，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

　　这番话确实是扬雄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下面这些人的肺腑之言：《春秋》权威左咸、《诗》权威满昌、《易》权威国由、《书》权威唐昌、《礼》权威陈咸、《乐》权威崔发……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当汉平帝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岁末神秘病倒;当王莽效仿周公当年愿意代周成王去死的祈祷方式，表示愿意代平帝去死;当平帝最终神秘去世，当王莽严格按照周公时代的古礼为平帝操办了丧葬仪式之后——王莽的政治生涯的巅峰，和整个汉帝国儒家知分子们的政治理想国的巅峰，同时来临了。

　　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帝位。

　　整个长安城都笼罩在欢乐的海洋里，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胸口，“禅让”终于在当代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已然诞生，一个崭新的周公时代来临了!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被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帝国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已经做了皇帝，以及他是如何地天命所归，无可推辞。

　　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也迅速拉开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张邯和孙阳呈上来的一份提案。他们建议恢复上古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

　　《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拥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却没有占有权，国家则向农民征收租税和摊派徭役。秦汉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复井田制，因为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兼并的万恶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鲍宣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儒们，都是井田制的忠实拥趸。可惜武帝也好，宣帝也罢，都丝毫没有复古的意愿。

　　王莽刚刚做了皇帝，儒家知识分子们又马上抛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可以想象。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没有理由不批准这份提案，这其实也是他“盛世梦”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惊的诏书很快出炉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则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圣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在再现三代盛世的光辉这个伟大理想上面，王莽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所以他坚信《周礼》的真理性。但对《周礼》的极端崇拜，也自然而然意味着，他主导的这场社会改造运动，是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力的。

　　出炉的第二条新政，是关于解放奴婢的。

　　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汉末已高达380多万，占全部人口的15%。不过对王莽而言，奴婢数量对国家经济，尤其是对税收所产生的冲击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动力，其实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当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着杀死家奴的儿子自杀，如今又极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买卖奴婢，可见他那些愤慨的指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显然是发自肺腑的。

　　第三条新政，是关于币制改革的。这次币制改革的另一笔政治账，同样来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经验。同时代的名儒师丹曾经说过：“古者以龟贝为贵，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师丹的这番高论确实无可理喻，但对王莽而言，却显然属于真理，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不就是龟、贝吗?所以，在退出货币体系数百年之后，龟、贝再次在新莽时代死灰复燃。

　　第四条新政，是关于行政改革的。

　　汉代的行政体系继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论证”为亘古未有的暴政。所以，许多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独自虔诚地翻阅着上古时代的那些儒家经典着作，寻找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官职和地理名称。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许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一一从《周礼》、《王制》这些古圣贤的名着里刨出来。

　　第五条新政，是盐、铁、布帛等主要工商业的国有化。理论依据仍然是儒家经典着作。如名儒鲁匡提议酿酒业国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据《诗经》的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

　　王莽虔诚地按照《周礼》的指导思想去治理这个混乱的国家，但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盛世没有来，乱世却更乱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破产，那些支持王莽登基的人群开始慢慢发生分化。儒家知识分子仍然鼎力站在王莽背后，但豪族们却悄悄退出了——王莽迫切地希望能够解决汉帝国积弊了近百年的流民问题，寄厚望于土地改革，但结果却是恶劣的，流民们仍然是流民，握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们却为了利益走到了王莽的对立面。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军逼近洛阳。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地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问毕，他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洛阳被乱兵剁成了肉酱，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供当地百姓练习脚法，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推翻新莽政权、剁碎王莽的乱兵，其一是无地的流民，其二则是以南阳刘秀为首的豪族。而儒家知识分子们与王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王莽的失败，后世多归结为其新政不合时宜，这种评价是极不公正的，因为王莽所面临的难题，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以和平解决——在西汉末年漫长的蝗灾与饥荒的背后，是人口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在土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没有明显提升的条件下，汉帝国的人口却较之文景之治时代增加了六倍。生产力无力负担生殖力的后果，是大面积垦荒潮的出现，无节制垦荒的后果，则是环境的大破坏;环境的大破坏随之引发大规模的蝗灾;大规模的蝗灾随之再度削弱生产力……整个汉末的农业生产生态，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不是王莽和他的“井田制”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他的“精神文明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精神文明填不饱民众的肚皮。

　　王莽和他的新莽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新莽政权诞生的背后，承载着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帝制时代，最开明、最民本的政治理想，或者说是最有道统担当感的政治理想——当然，后人不免指责其政治理想依附于“天人感应”怪力乱神，这种指责貌似有道理，但当代西方之主流政治理念，又何尝不依于“耶教”精神，何尝不同属“怪力乱神”?

　　新莽王朝的溃败，是儒家政治理想从此走向犬儒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此有着深度的认识：“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王莽改革的失败，遂使得后来的政治家们“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而真正将“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导入歧途的，则是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自王莽新政之后，儒家专注改良，不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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