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的故事]关于音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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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让我们都来热爱音乐吧!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音乐，让音乐为我们人类造福!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关于音乐的故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关于音乐的故事篇一：穿过风雪的音乐盒

　　那一年，他去西藏八宿的一个小乡支教，支教两年后，他就可以顺利地回城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

　　学校里的孩子们来自不同的村落，近的就住在乡里，最远的孩子甚至要翻过一座海拔3000米的雪山。他很熟悉那个住在最远地方的孩子，他的名字叫也措，黑黑的小脸，弥漫着两朵高原红。据说，他是这个学校最穷的学生，学费一直都欠着。他们家里只有一匹马，是整个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也措平日里非常沉默，但是眼神却很特别，有点怯怯的忧郁，忧郁中透着惶恐，惶恐中又露着一丝坚定。

　　雪大的时候，全世界只剩下了白，无法再找到道路。家远的孩子只能留下来，住在老师的宿舍里。那天，他的宿舍也留下了几个孩子。

　　那个晚上，孩子们在他的允许下翻看他的东西，并抱着他的吉他乱弹。只有也措，那个忧郁的小也措，在翻看他的一个小小的音乐盒——那是他的初恋女友大一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虽然毕业前他们已经分手，但他还是一直保存着这只好看的音乐盒。

　　他走过去，问也措：“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不。”也措的话也总是那么少。

　　“它叫音乐盒，一翻开盖就会唱歌。”

　　“是谁送给你的?”也措居然问了一个令他措手不及的问题。

　　“是妈妈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但是现在坏了，要不就可以让你听一听了。”对着孩子，他还是撒了谎。

　　也措看了他一眼，就低着头不说话了。

　　那一次的雪很大，也措在他的宿舍里住了整整三天。可是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也措便开始想家了，听到风雪沙沙的声音就哭了，他不由得把他搂在怀里问：“想妈妈了，是吗?”

　　“我要见阿妈。”也措一开口，泪水又掉了一串。

　　他鼓励孩子：“也措，老师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老师一年只能见一次妈妈，老师也很想妈妈，但是老师都不哭，不哭了好吗?”

　　也措不哭了。

　　第三天黄昏，也措的母亲骑着马来到了他的宿舍门口，接走了也措。

　　那一年的冬天，雪一直很大，过年的时候，雪已经封了路，他很想家，却没有能够回去。

　　终于到了第二年春天，雪少了，阳光有了暖意。路也通了，不远的镇子开始有了稀少的游客。但是他却没有时间回家了，因为孩子们已经开学了。

　　也措也来了，依旧不爱说话，总是偷偷地看他。但眼神却不再是淡淡的忧郁，而是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欢快。

　　然后就到了他的生日，没有人为他庆祝，他孤单地为自己点燃了蜡烛。可是三天后，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个邮包，拆开来，竟然是一个音乐盒，比他那一个还要漂亮。音乐盒里放了一封信，他看着，心就像春天的雪一般簌簌地融化了……

　　是北京的一个陌生人寄来的，那人在信中说，他在前一个月来了一次八宿，碰到了一个叫也措的小孩，小孩牵着家里的马送他进山，却没有收他一分钱，只要求他回去之后，在四月初给他的老师寄一个音乐盒当做生日礼物，因为，老师的妈妈送给老师的音乐盒坏了，老师已经很久没有见妈妈了……

　　原本，他只需在那里支教两年的，但是他却整整待了六年才回去。走的时候，他把那个珍贵的、曾经穿越风雪来陪伴他的音乐盒送给了也措——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一个善良勇敢的大孩子。

关于音乐的故事篇二：今晚,来我家开音乐会

　　平凡生活中,最需要来一场精神的盛宴,找一处心灵的休憩地。

　　一切的缘起,都因为克莱普顿,源于去年那个夏夜,他在北京国家音乐厅的一场演出。当他的那首《泪洒天堂》从指间飘出时,我看见坐在身边的庆已是泪流满面。

　　那个晚上庆一直在沉默,直到躺在床上了,我伸手关掉床头灯的瞬间,他突然瓮声瓮气冒出一句:“我想好了,我要成立一个乐队。”

　　成立一个乐队是庆大学时就有的梦想,他有一帮爱音乐的朋友,有的擅长打鼓,有的擅长键盘,有的擅长贝斯,按理说成立乐队是分分钟的事,只是上学时穷,买不起昂贵的乐器,尤其架子鼓,要好几千块钱呢,这梦想就被搁置了起来。大家都约定:等到毕业之后挣钱了,把家伙什儿都备齐了,就成立乐队,不为别的,就为自娱自乐!

　　却没想到大学毕业后,几个朋友为了在这个城市立足四处奔波,四散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接踵而来的是恋爱、买房、结婚、生子,生活像一个急速旋转的摩天轮,带着他们翻天覆地,不容喘息。好不容易等到尘埃落定,却发现彼此早已疏于联络。

　　庆偶尔还是弹弹吉他的,通常在晚上,我入睡之后。他独自坐在书房的地板上,弹一首又一首曲子,神情静默而悠然。我知道那是属于他的私密时光。

　　但是我并不支持庆组建乐队。很多实际问题浮现在脑海——乐器要花很多钱吧?在哪排练?不会荒废工作吗?能和睦相处吗?万一闹出点矛盾咋办?

　　庆没有坚持,婚后这些年他一向尊重我的意见,只是说:“那约他们来家聚聚总可以吧?”“当然。”

　　没想到真的都联系上了,小萌、松川、凤鸣、国栋、那迪,这些经常出现在庆嘴边的名字,终于一个个变成活人出现在我眼前。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有的已经发福,有的当爹了,有的结了婚又离了,时间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痕迹。

　　细说从头,一大帮朋友坐在一大堆空酒瓶中间,开始谈起音乐。庆拿出吉他,当那首他们当年最爱的《海阔天空》的旋律响起时,所有人都沉默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那样一种明明内心激情即将满溢、但使劲压住不好意思流露出来的表情,深深打动了我。

　　那天,几个大男人唱啊喝啊,一首又一首老歌,将我们带回激情四溢的岁月——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涅槃的《Come as you are》……一向内敛温和的庆这么快乐这么放开了——婚姻能给予一个男人的,实在是太少了啊。我突然做了个决定:那就组建一个乐队吧,我们没有孩子,家里也够宽敞,可以把书房腾出来给他们啊。

　　我将这个想法一宣布,大家愣住了,随即纷纷响应。尤其是松川,当即就要上网查乐器价格,“这么多年,我就忙着挣钱,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心灵了。”而国栋,近似叹息着说:“有时候觉得特孤独,翻开通讯录,几百个电话号码,愣是找不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还有那迪,喝醉了,抱着酒瓶喃喃自语:“今天,我才觉得我又活过来了……”

　　大家分头行动,不到半个月,架子鼓、键盘、贝斯、吉他,一样一样进了我家书房。庆也鸟枪换炮,之前的吉他淘汰了,换了一把觊觎已久的Epiphone电吉他。那些日子,他一下班就奔向书房,摸摸这个碰碰那个,爱不释手,像个得偿所愿的孩子。

　　乐队的名字,叫“鹰的翅膀”,是庆的意思。他说在他的家乡内蒙,鹰代表男人,而对于他们这帮男人来说,音乐就是他们的翅膀。

　　大家说好每个月末是固定的相聚时间,内容包括排练、演唱、喝酒、聊天……而我,很幸运,是唯一可以参与这场男人狂欢的异性。

　　每次他们来排练,第一首一定是《嫂子颂》,指定送给我,拍我的马屁,说穿了还不是想让我心甘情愿做后勤,要给他们端茶递水,近八个人的吃喝,几乎提前一个星期就要开始准备。

　　累吗?是比以往累些;烦吗?也有一点儿。但这些和庆的快乐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快乐了,最直接的受益人就是我呀。

　　如果说,以往庆对我的照顾谦让,多出于一种责任,或者修养,那么现在,我越来越能感到他发自内心的感动、爱意。最重要的是,我又重新收获了一个飞扬生动的男人。

　　而那帮朋友,也把每次聚会当做一场精神的盛宴、心灵的休憩。这一点,从他们进门时急切得顾不上脱鞋就可以看出。看着他们演奏,听着他们唱歌,和他们一起聊天,不也是丰富了我这样一个已婚女子的生活吗?

　　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尊重、理解和支持了一个男人的梦想。

　　这样想来,其实我还是赚了。

关于音乐的故事篇三：1970年的音乐纪事

　　每到夏天，那件在“优衣库”买下的绿色T恤都会被我洗了又洗，穿了又穿，虽然他说离远看，我好像一个移动的邮筒那么扎眼，可我不在乎，照穿不误，只因T恤上印有我最喜欢的一行数字：1970。

　　如果将二十世纪看成是一位巨人，它从1920xx年开始生长———那00多像巨人的两个大脚掌———长到1970年，已长到齐心口的位置，因此发生在这个年份的大事小情，都会带有世纪之心的温度和跳动节奏———当然这是我爱屋及乌的诠释。

　　可以说，1970年是一座罗马城，条条大路通向它，而我独爱洒满音符、开满节奏、铺满旋律的那条路。

　　有位英国作家说过：“生活就好像是Airfix模型，再大的题目都会落实到最小的细节上。”那年份的细节会是什么呢?一天又一天。

　　热衷收集历史上今天所发生的重要音乐事件以及音乐名人逸事的英国著名专栏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曾出版过一本《永恒的日记———每一天的音乐》，以供像我这样有“年代考据癖”的八卦音乐爱好者，浏览、查阅、自娱自乐。和1970年有关的音乐事件，其实并不多：据《纽约时报》社评记载，1970年1月4日，美国“桂冠指挥家”莱昂纳多·伯恩斯坦和夫人，在他们位于公园大道上的豪宅里为“黑豹党辩护基金会”举办一次晚宴。但主人风雅客人寒酸的场面让双方都感到屈辱。

　　1970年10月31日，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在一封写给《真理报》却被拒绝发表的信中，为被放逐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辩护，并且让他躲在自己莫斯科郊外的家中。罗斯特罗波维奇立即遭受到官方同样的迫害。同年的11月27日，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但他因政治原因无法领奖。

　　除去那些与音乐大师的风骨有关的官方记录，我所记得的与1970年有关的音乐事件，是那年的3月25日，上译译制的前西德电影《英俊少年》上映。片中的英俊少年海因切，当他放开歌喉，唱出《小小少年》、《两颗小星星》、《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时，那翩翩丰姿、纯纯笑容，那声动梁尘的歌声，一点儿不逊于今天的贾斯汀·汀布莱克、贾斯汀·比伯什么的———和当年无论歌声和外貌都“原生态”般优质的小海因切相比，他们都显得有点儿假!

　　1970年，鸟儿衔着音乐的种子飞过一些窗口，一些在这一年出生的小孩，长大后都长成了出色的歌手：黄格选、林依轮、刘若英、莫文蔚、光良、苏慧伦、吴奇隆，仔细听，他们的歌声里都流动着属于“1970年”的相同气韵。

　　台湾音乐人马世芳在《地下乡愁蓝调》一书中，这样总结1970年的音乐事件：“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二重唱西蒙与加芬克尔、民谣摇滚超级乐团CSNY和地下摇滚宗师‘地下丝绒’纷纷宣告解散，嬉皮世代桀骜不驯的偶像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乔普林相继暴毙……在这一切令人沮丧的消息中，最令全球乐迷心碎的，恐怕还是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的一则外电：保罗麦卡特尼宣称脱团单飞，披头士正式解散”，马世芳由此得出结论：“一九七○年大约是摇滚乐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

　　马世芳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可以坐进时光机，选择一个日期，改变你所知道的音乐历史，你该选哪一天，回到什么地方?

　　我肯定会选回到1970年。

　　我会在1月8日赶到雅典，制止导致希腊作曲家贾尼·柯里斯托丧生的那场车祸的发生，这样的话，再过几个小时他就可以过完44岁的生日了，再过些日子他就可以为歌剧《奥瑞斯提亚》写上完美的结局。

　　我还会在8月10日坐着时光机飞到德国的孔宁施多夫，52岁的贝尔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完成了一部康塔塔，“我环顾四方，便看见阳光下所有不公之事”，当他得知自己将永久失明之后，意欲自杀，我一定要向他推荐那本英国小说《自杀俱乐部》，不仅是因为书中四个想要自杀的人到最后都活得好好的，最重要的是在书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话：“治疗不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幸福，别人怎么说我不管”。

　　然后，我要马不停蹄地在9月18日那天赶到伦敦。刚刚读完伟大的黑人乐手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传记《满是镜子的房间》，我知道：如果能在那天晚上10点之前赶到撒马尔罕旅馆的地下套房里，也许能劝说吉米不要一口气吞下9颗俗称“红中”的安眠药，尤其不要一边喝酒一边吃药，那样会在入睡时呕吐，并因醉得不省人事，任由呕吐物噎住气管而亡的———多年后，The Who乐队的鼓手Keith Moon，还有“男孩地带”的主唱Stephen Gately都是死于同样的原因。

　　如果真有一架时光机，我是不是就能解救吉米这位彻底重新“发明”了电吉他的旷世难寻的天才呢?吉米曾说过：“我不在乎地位、名声与金钱，我的梦想是抱着吉他，过着四处为家，让别人的日子充满温情的生活。所以，在大家的心合而为一之前，我不会离开舞台。”大家的心还没有合而为一，所以吉米仍留在舞台上;因为音乐恒久存在，大家的心在渐渐融合，所以吉米们的身影在时光的舞台上渐行渐远……

　　为什么会对1970年情有独钟呢?因为那一年晚些时候，我出生。如果要寻根的话，我的根深扎在1970年的土壤中，虽然那是摇滚乐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但余音袅袅，绕梁不去，伴我日日与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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