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_陈公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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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公博简介

　　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国民党要员

　　陈公博是广东乳源县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出生于广州，幼时受到较好的教育。其父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解职后居于广州，在漫游南洋时结识孙中山，参加兴中会。1906年，陈致美策划反清武装起义，让14岁的陈公博参与其事，并随同出巡湘、赣。翌年，陈致美起事未成，却被清军包围。陈致美令陈公博先行逃脱，自身就缚，被处永远监禁。陈公博逃回广州不久，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任校对。一年后返广州，考入育才书社。

　　辛亥革命后，广东独立，陈致美出狱，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并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顾问。年仅19岁的陈公博，依仗其父名气，成了乳源县的挂名议员和民军参谋长。其父因其学识不够，命其辞职，充当学兵(学生军)。陈公博在此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南北统一后，学生军解散，其父命其弃武习文，从英美学校教师学习。不久，其父病逝，陈回广州育才书社任助教。两年后，考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身处新文化运动堡垒的北大，在思想上受到校长蔡元培和教授陈独秀等的影响。1920年他于北大毕业后，被广东法政学校聘为教授，同时任广东教育会评议、宣讲员养成所所长。后又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同年10月，他和北大同学谭平山等创办厂《群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他为总编辑。

　　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任该会出版科长。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陈公博和谭平山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1年初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这时，汪精卫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对陈公博的文笔、才智颇为赏识，汪、陈接触日多。

　　1921年7月，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陈公博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组织委员，在工人运动、特别是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起过作用。后他不接受党组织劝告，决意要去美国留学研究经济学，并白行宣布脱离中共，而被中共开除党籍。

　　1923年2月，陈公博抵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学。在美国他竟然公开宣布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需要大批干部，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希望陈公博回国。陈公博获文学硕士学位后，于1925年春回国到了广州，任广东大学教授。在汪精卫、廖仲恺的鼓励下，陈公博决心从事政治，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新设置的职务)。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为主席，陈公博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兼广东省省务会议委员、省政府农工厅长。廖仲恺遇刺身亡后，陈又：厂同年9月继任国民党农民部长。12月兼代广东大学校长。在翌年1月的国民党二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赞同蒋介石限制、打击共产党的主张。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被蒋介石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并随军行动。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陈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湖北省交涉员(外交特派员)、江汉关监督。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陈于12月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内打击、排挤共产党人。当时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以便将革命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遭到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反对。陈公博以自己的反共立场向蒋贡献计策：“共产党虽然在武汉气势很盛，而军队毕竟附和者不多，若果总司令能够迁汉，必然可以镇压下去，未来的祸害必然可以预先无形消弭。”“要镇压共产党，不止国民政府要搬去。就是总司令部也要搬去。”

　　1927年3月，陈公博从江西来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曾被指定为人全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

　　四·一二事变后，陈公博认为“国共已到不能不分的时期”。他到江西，代表国民党中央支持朱培德驱逐共产党人的行动。他还竭力劝说宋庆龄、何香凝等接受汪精卫的分共主张。他因积极反共，取代了邓演达于1927年z月15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8月，蒋介石由于与桂系的矛盾而下野。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汪精卫主要助手的陈公博，被汉方推举为候补特别委员。但陈认为“特委会”不合国民党法统，他不但自己拒不参加，还促使汪精卫退出，与汪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对抗，陈为常务委员。同时，陈奉汪之命，到广州，打出反对“特委会”的旗帜；10月，广州政治分会设立临时军事委员会(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与宁方国民党纠纷难解之时，11月，蒋介石向汪表示“竭诚合作”，要求将李济深逐出广东。汪、陈正企图以广东为活动根据地，便策动粤军张发奎、黄琪翔举行了驱逐李济深、黄绍竑的“广州事变”。陈公博代替李济深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12月，陈公博和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策划、指挥了对共产党人发动的广州武装起义的镇压。但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等反汪各派却借口激烈攻击汪、陈，南京国民政府指控陈公博等“在粤叛变”，令军队进剿，并通缉汪、陈等人。汪精卫出走法国，陈公博则逃离广州，到香港避居。

　　当时，陈公博“不想至南京，也不想游海外，而是深思焦虑，怎样可以在清党之外，更把共产理论肃清”。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组国民党，健全国民党的组织和理论。于是，他于1928年1月到了上海，于5月出版了《革命评论》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主张恢复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同时也反对联共。这些。对当时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而又对革命前途产生彷徨的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厂较大的影响。《革命评论》最高发行量达1。5万份，各地一些刊物也争相响应。这些，都为以后改组派的发起作了舆论准备。同时，陈公博还创办了大陆大学，自任校长，以培养改组派的干部。

　　1928年冬，改组派的组织一一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奉汪精卫为领袖，陈公博为总负责人，进行有组织的反蒋活动。当时，汪精卫留在法国，改组派反蒋活动主要由陈公博领导，正如陈自己所说：“差不多反对南京的巨浪，都由我一个人煽起飓风。”蒋介石对之进行镇压。1929年3月，蒋的国民党三全大会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将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党。陈公博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策动他们进行军事反蒋，后以失败告终。

　　1930年，汪精卫、陈公博等又一次发动军事倒蒋，并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准备另立新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倒蒋，最终又告失败。陈公博于11月逃到香港。翌年1月，改组派组织宣布解散，陈公博离港赴欧。

　　1931年5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广州国民政府。陈公博于10月回国。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国民党各派系被迫妥协，召开和平统一会议，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实行蒋汪合作。陈公博得以恢复国民党党籍，并当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氏，还曾一度兼任铁道部长。他曾设计了四年实业计划，但由于国民党忙于将财力用于“围剿”红军，加上政权腐败，他的计划实际上不能实行。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受伤治疗，12月辞职，而后赴德疗养。作为汪派主要骨干的陈公博也于同月辞去实业部长职，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专事党务。1937年1月，汪精卫回国。2月，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

　　“半途出家”做汉奸成为伪廷二巨头

　　抗战爆发后，陈公博和汪精卫等，对抗战没有信心。早在他当实业部长期间，他就散布“抗日必亡”论调，认为“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委会设第五部，主要分管国际宣传，陈公博为部长。10月，蒋介石要陈公博以特使名义访欧，以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其中有一个任务，要陈利用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以前曾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因此与陈熟识)的友好关系，向墨索里尼游说，劝墨索里尼同日本散伙。陈知道以其与齐亚诺的这种关系去影响墨索里尼的对外政策，是不可能的，不能完成使命，所以不愿去欧。但在蒋的命令下，只得赴欧，先后访问了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国。翌年1月，他回国到了武汉。向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讲到他与墨索里尼面晤的情况，说墨索里尼不同意与日本散伙，但可以向中国提供军火。

　　1938年4月，陈公博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汉口失陷后，他到重庆。9月底被任命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0月到成都赴任。

　　对于1938年10月以前，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与日本勾结“议和”的活动过程，陈公博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甚至并不知晓内情(因汪等为绝对保密起见，并没告诉陈)。但由于他在与日“议和”主张上与汪等一致，因此，当10月27日，汪精卫召他到重庆开会讨论“和平方案”，并作出有关决定时，他参加了汪精卫集团的卖国决策。12月18日，汪精卫等逃离重庆到昆明，19日逃到河内。陈公博根据汪精卫的通知，计划于l8日到昆明，但因天气原因，延至20日飞昆明，21日再飞河内。

　　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26日，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讨论决定按照与日方的约定，发表汪精卫的“响应声明”(即汪的《艳电》)。受汪指派，陈公博和周佛海、陶希圣携《艳电》到香港，计划在征得在港的顾孟余的同意后，交《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发表。不料顾看了电稿大吃一惊，表示反对发表，要去电向汪力争。周、林则坚持要如期发表。在此情况下，陈公博“敢于负责”地说：“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三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迫，现在无法于29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就谈不上电报往返磋商，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此事只好由我负责。”结果使臭名昭著的《艳电》得以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也就使汪伪集团向全世界公开了其卖国降日主张。

　　此后，陈公博和周佛海等，受汪精卫指派，在香港建立汪伪组织机构－－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陈公博是政治、军事两个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由汪精卫自任)。汪精卫提出以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等人为汪伪集团的“首义分子”，可享受领取5万元港币安家费的待遇。实际上，陈公博并未参与汪伪集团最初与日本勾结“议和”的活动，作为“首义分子”，是不太够格的，只是因为他在原来的汪派派系中地位仅次于汪，这“首义”头衔是汪对他的“钦赐”，由此而引起周佛海等人的不满。

　　但是，此时的陈公博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并不完全赞同汪精卫的一些做法，但也不能像顾孟余那样深明顺逆、拒当汉奸；另一方面，他山于和汪精卫原有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对日妥协问题上的一致思想，响应汪的“倡导和平”，是想借助汪的地位实现他自己的主张。因此他知道，除汪之外，他自己“还没有资格和声望来号召这个运动”。因此，他在香港顾虑、彷徨，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在港出席“政委会”会议数次，在私人间不和周沸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1939年河内刺汪案后，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等群奸选择上海为活动中心，陈公博仍留港不去上海。他深居简出，还蓄起胡须，以避人耳目。他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港侍母终养为由，推托去上海。他也不曾参与早期的汪日密约谈判。所以，使得汪精卫曾当着别人的面几次骂他。同年8月，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陈公博也未离港参加，但被汪伪“六大”指定为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位置仅在汪之下。直到12月，他才应汪的要求到上海，代表汪伪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日本海军少将须贺彦次郎，就汪口密约中有关华南沿海岛屿的地位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他也因此而与日本海军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期间，他写了篇题为《怎样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的文章，发表在1940年1月l日的伪《中华日报》上。这大概可以说是陈公博首次公开发表的较为完整的“论述”其“中日和平”主张的谬论，为他日后公开参加汪伪集团活动埋下了伏笔。但他在写就这篇“高论”后，又回到香港，一面静观局势，一面写他的回忆录(即《苦笑录》一书)。

　　这时，曾参与汪日密约谈判的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囚顾虑密约中日本侵华、亡华之心昭然若揭，唯恐因此而承担卖国罪责，同时也由于汪伪集团的内部矛盾，遂于1940年1月初不辞而别，秘密从上海来到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在1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同时致函《大公报》作了说明。这一风波不仅震惊了在上海的汪精卫等人，也惊动了在香港的陈公博。在此汪伪集团内讧、众叛亲离之际，加之伪中央政治会议将要召开，汪记中央政府也快要成立，作为汪伪要员的陈公博必须参加，因此，汪精卫亟需陈公博到上海，以壮声势。汪便派其妻陈璧君亲去香港，催促陈公博到上海。在这关键时刻，陈决心追随汪精卫，他表示：“那么，我只好用行动来答复他们，马上离开香港，来上海归队，否则我算什么呢？”“士为知己者死……我随后就到便是”。1940年3月11日，陈公博到了上海。从此，陈公博公开参加了汪伪集团的汉奸活动。

　　同月17日，陈公博和汪精卫等到达南京。20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汪精卫自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以下均为委员，不设副主席)、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院长。陈公博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当然委员、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他在南京发表对日本的广播讲话，说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中日和平”的基础。他还向日本主子献媚道：今后要“自省和自责”，做“日本的永久的亲挚的朋友”。

　　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任军小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

　　这时的陈公博，已公开成为汪伪集团的第二号巨头。当时，汪伪集团的许多重大问题，往往都由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三个人会商决定，然后形式上提交有关会议照例通过一下，汪伪内部称之为“三巨头会议”。同年4月，汪记广东省政府成立。因广东是汗精卫、陈公博的老家，广州往往又是国民党人搞西南独立的据点，汪伪集团对广东这块地盘十分重视。而陈公博在广东有知名度，又以汪伪集团二号人物的身份，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但因其身在南京，鞭长莫及，对此兼职不感兴趣，便由陈璧君之弟陈耀祖代理。同年8月，陈公博还任伪中央党务训练团副团长(汪精卫兼团长)、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9月，他又{引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为了表示其对傀儡政权的宠爱，于1940年4月下旬派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将为特使到南京，同时派出所谓“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闭”—行20多人，包括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山拙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水田秀次郎、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以及经济界、新闻界的代表。出席庆祝汪伪政府于4月26日在南京举行的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汪精卫、陈公博等受宠若惊。

　　为了答谢主子，汪伪政府于5月间派出“赴日答礼使节团”，以陈公博为专使(一说特使)，褚民谊(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为副使，陈群、林柏生、陈君慧等汪伪政府部长、大员为使节，前往日本。行前，陈公博发表谈话，他说，当前对内是如何使全国“共同归趋于建国旗帜”，对外则“在于谋中日两国朝野深切之相互了解”，从而共同“建设东亚”。到东京后，陈公博等拜会了日本天皇和军政首脑，同首相米内和前首相近卫进行会谈。在抵、离东京时，陈公博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掩饰日本的对华侵略，讨好日本主子，声称“中日合作”是东亚安定的唯一要件，云云。

　　汪伪集团的卖国政策，是要由伪立法院通过立法程序的，以示其“正统”、“合法”化，再由伪行政院冠冕堂皇地施行。作为伪立法院院长的陈公博，其中自然起着重要作用。如1940年11月29日，陈公博召集立法院会议，批准了汪精卫将于次日在南京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以及将与日本、伪满洲国发表的《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对汪记伪政府的正式承认)。12月，陈公博还就汪日条约的签订发表广播讲话，宣扬卖国理论，掩饰日本侵华罪责，居然要中国人民“自省自责”对中日战争的责任。他说：中日战争“至三年之多，这是谁的责任呢？我们用自省自责的精神来检讨，我相信，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吧！”谈到卖国的日汪条约，他表示“应用沉着的态度来接受来自勉”。他还向日本主子献媚说：“我们的态度，首先为中国打算，更为日本打算。”1941年1月1日，陈公博又发表题为《划时代的责任》一文，说汪日基本条约的签订，使1941年由划时代而进入新纪元。8月，他又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中国人民停止抗日，投入他们的“和平运动”，“共同担负东亚安定的任务”。

　　汪伪的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自兼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为常务委员。陈公博的地位在周佛海之上，又兼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很想“以政统军”。无奈，周佛海因身兼财政、警政两部部长，握有实权，特别是掌握财政大权，是伪府“财神”，伪军高级将领对周巴结很紧，交往甚密，有事、要钱都去找周，使得陈公博颇伤脑筋。陈公博不仅是汪伪二号人物，也是历史上汪精卫最得力、信赖的助手，汪有意维护陈的地位，让陈多管军事，便示意伪军将领们有事多找陈而不要找周。

　　1940年10月，原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宗耀)被刺杀身亡。傅是1938年在侵沪日军支持下任伪上海市长的，是伪南京维新政府时期的人物。1940年3月，汪记伪国民政府成立，名为“中央政府”，其实不过是一个傀儡小朝廷，只能管辖极有限的苏、浙、皖三省和京(南京)、沪两市，兼及武汉、广东、淮海(徐州一带)、山东。而且汪伪政府成立时，这些伪地方长官仍是原来由各地日军扶持起来的原班人马，不是汪系中人，日本主子有意要维持一个时期，以示怀柔，汪伪政府不得不一一加委，后来才在影佐祯昭的支持下，采取蚕食政策，逐个换上汪系人马。

　　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因有侵沪日军的支持做有力靠山，汪伪集团虽久欲攫取，但却迟迟无法对其下手，不能换马。而上海既是日伪占领区中最大的都市，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对汪伪集团来说，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地区，而且在汪日关系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当傅筱庵被刺身死后，这个肥缺属谁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汪精卫和周佛海、梅思平都认为，此缺继之者，只有具有“国际声望”的陈公博才合适，日方陆(军)、海(军)、外(外务省)亦均表赞同。因此，陈公博于1940年11月兼任伪上海市市长，免去伪广东省省长职，翌年8月又兼伪上海市保安司令。同时，在汪精卫出国期间，陈还代行汪的职务。

　　1941年，日军策划在长江流域地区实行“反共清乡”，镇压共产党和抗日力量。汪伪集团为了配合日军这一计划，于同年3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陈公博为副委员长(汪精卫为委员长)。同年夏起，首先在苏州实施残酷的“清乡”，以后在苏北和浙、皖等地展开。以陈公博为市长的伪上海市政府，也于翌年8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陈自兼主任。同月，陈与日方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他还发表“清乡”谈话，说“清乡”是“中日和平”的基础，也是确立汪伪地方政权的基础，是推进日伪的“前方胜利”。9月起，上海郊区开始“清乡”，首先由日军进攻抗日游击武装，进行“军事清乡”，然后由陈公博的“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进行“政治清乡”。后来，陈公博撰文夸耀其对上海的“清乡”，“是以八分政治来配合军事而推进的”。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1942年12月8日，陈公博根据汪伪集团向日本要求参战、向英美宣战的意图，以伪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宣称中国民众“应当准备参加大东亚战争”，为虎作伥。

　　在这之前的4月，美军由航空母舰运载酌飞机开始大举轰炸日本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城市。12月下旬，美军取得了瓜达尔卡拿尔岛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从而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首相东条英机面临对日不利的战局形势，只得准备抵抗美英军队大举反攻的战略布置，他企图利用被其占领的中国国土作为与美军决战的战场，以避免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直接进攻。另外，由于日本国内战略物资日形枯竭，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掠夺中国沦陷区的物资。所以，根据上述战略需要，东条内阁与日本大本营联席会议于12月18日决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并经日本天皇亲临的御前会议批准，决定在英美大举反攻之前完成各项具体措施。其“根本方针”的主要内容是：促使汪伪政权参战，彻底与日本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日汪重新缔结基本协定；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实行日汪双方官商的经济合作，以加紧掠夺中国沦陷区及抗战区的战略物资；为了笼络中国人民的民心，软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玩弄所谓向汪伪政权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并将英美等国在华财产移交汪伪政权的把戏。

　　汪伪集团按照日本主子的决定，于1943年1月9日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并发表了对英美的《宣战布告》，成立了伪最高国防会议，由汪精卫自兼主席(不设副主席)，陈公博等为委员。接着，汪伪集团与日本签订了《共同宣言》，声称双方为完成英美作战，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全面合作。2月，以陈公博为市长的伪上海市政府，召开对英美作战示威大会。陈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吹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着解放全东亚”和“东亚共存共荣”，要求民众“以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同时，他的伪上海市政府，为配合日本的物资掠夺，还实行粮食统制新办法。此外，他还在上海发起搜集废旧金属，以供日军之需。同年5月中旬，汪日在上海联合成立物资调查委员会，陈任委员长，日方委员有公使田尻、经济部长石井等，对上海各种主要物资进行调查，对棉纱实行强制收买。

　　1943年3月30日，日本宣布将北平、天津、汉口、苏州等地的专管租界“交还”伪政权。为了感谢日本主子，汪伪政权以陈公博为特使，专程去东京答谢，并向主子表达汪伪集团协助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决心。陈公博抵日后，访问了东条英机及其他日本军政要人，并发表谈话，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叫好，表示汪伪政府“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

　　同年7月底8月初，日本又将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还’’汪伪政府。伪政府举行接受仪式，将原租界地区分别改为第一、第八区，陈公博兼两区公署主任。根据汪伪官制，立法院院长为选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区长则在荐任、委任之间。对于陈公博以。立法院长而兼任军委会政训部长、上海市长、区公署主任，而汪伪政权下辖苏、浙、皖、鄂、粤五省，无一省完整的情形，当时上海曾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嘲讽之。对联曰：“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可谓妙不可言，道出了陈公博在汪伪集团中权倾一时，而汪伪政权只不过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傀儡小朝廷的实际情形。

　　同年9月，陈公博随汪精卫秘密访日，10月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声称要“为建设大东亚”而与日本“互相紧密协力”。

　　悲切继汪位黯然“收场戏”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情恶化去日本治疗。为此，经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由陈公博代行伪中央政府主席职权，并主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最高国防会议以及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

　　同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不治而死。两天后，汪尸体运回南京。13日，伪政府成立了“哀典委员会”，以陈公博为委员长，演出了“公祭”、“守灵”和大出丧等一系列活剧。

　　汪伪集团，原是靠“一头两手”撑持。所谓“一头”，便是汪精卫；“两手”，则是陈公博和周佛海，如同汪的左右丞相。汪一命呜呼后，伪政权还是存在下去，还得有人继承汪的地位。这不仅是汉奸们也是他们的日本主子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决定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日本主子的手里，汉奸们只有唯命是从的份。有“资格”继承汪位的自然不出陈公博、周佛海两人。日方认为，周佛海虽原位居汪伪集团第三号，但为促成汪精卫叛国、组建傀儡政权出力最大，且在伪政权中握有实权，形成较大势力，还在日本主子面前最具奴性，最驯服、可靠。而陈公博，虽实力不足，但代表汪精卫的“公馆”派，又是原来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是汪的自然继承人，继承汪位比较顺当，也可稳定汪系分子的人心。因此决定由陈继承汪的职位。1944年11月13日，通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履行公事”，“推选”陈公博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同日下午，伪中央常委会推选陈公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

　　关于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的“代理”两字，汉奸集团内曾有过可笑的争论。当初汪精卫自称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说是在为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理执行职务，后汪去掉了“代”字。汉奸们认为，汪病危时，陈公博代行汪职，称“代主席”是可以的。因为按照官场定例，凡代理活人的职务，可以称“代”；现在汪既死，陈不能代理死人的职务，只能称主席，不能再称“代主席”。但陈为了标榜自己是继承汪志，坚持要和汪活着时一样，仍称自己为“代主席”。因此引起不少人反对，说陈这是代理死人而行职权，从古未有，既不合“国家体制”，也不合历史传统，势必贻笑中外，使人耻笑伪政权毕竟是个傀儡小朝廷，连名义都不正。但陈公博始终不肯取消“代”字。

　　实际上，陈公博这样做，除了为公开标榜其是继承汪志外，另有其老谋深算。他是为了向重庆国民党当局表示姿态：国民政府主席应是蒋介石，他只不过是替蒋看守南京政府，蒋回南京后，他要把南京交给蒋的。这就为以后一旦伪政权垮台，他可以向重庆当局“交代”埋下伏笔。原来，他对汪伪政权本来就信心不足，这时，他更看到了日本和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败势，看到伪政权末日的临近。他曾对亲信下属表露过这一心迹。他说：“老实说，我从‘组府还都’的那一天起，就缺乏信心，而且国际形势又如此急剧变化(指那时德国军队节节败退，墨索里尼也已垮台)，前途很难想象。我已决心结束这个烂摊子。”“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所表示的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办理收场，而不是继续演出的。这一项结束工作，我已考虑到一个办法。”他说的“办法”，就是企图实现“宁渝合流”，即向蒋的国民党当局靠拢，争取蒋的谅解和接纳。所以，汪精卫的死，陈公博的继位，为伪政权蒙上了浓重的“收场戏”阴影。

　　但是，在其日本主子尚未最后失败之前，作为儿皇帝，陈公博在公开场合是不得不向其主子和群奸作垂死挣扎的表演的。他在汪精卫棺材前的就职典礼上，身穿“吉服”，胸前佩带大红花，却红着眼睛，悲悲切切。他在就职词上声称，要以汪的“手定之政策”为他的“奉行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决不动摇。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在以后的几次伪中央和地方会议上，陈公博都反复强调了这一意思，还说他是以汪生前所定的方针为方针，此外他无自己的方针；他是以汪所要筹划的设施为设施，此外他无所设施。当然这一姿态也是为了频频向蒋介石表白心曲，以便日后减轻、推脱罪责的。

　　就职后不几日，陈召集各伪省市首要人物和伪军各将领开会，要求继续奉行、完成汪精卫的“遗志”和“事业”，全力“协同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12月，他又兼任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和中央将校训练团团长。

　　陈公博在继位后一个月，即1944年12月14日，又到日本会见了天皇和首相小矶、陆相杉山、参谋总长梅津等，“作新任之寒暄”。他向日本主子表示：“今日中两国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我们唯有本于汪主席昭示我们的由同甘共苦以至同生共死之决心，勇往直前。”

　　1945年元旦，陈公博发表《元旦致词》。他引用上年汪精卫的元旦致词，颠倒黑白、自欺欺人地说：“中日友好关系之增进，有了更光明”，“大东亚战争决战之胜利，有了更确实的把握。中国的独立，东亚的解放，有了更可靠之保障。”他还说：“中国危机，现正四伏，苟不努力，或则沦为决战之战场，或则沦为全面之赤化，或者再沦为英美之殖民地”，“故全国人民，宜乘时奋起，要求全面统一和平，合全国之人力，以根除赤祸，以排除在华之英美外力，更实行中日同盟条约，使中国得以完成自由与独立”。并强调说：“要之，中国必须统一，然后始能获得国家之完全独立，亦惟有和平，始能获得国家之完全自由，更必坚忍沉毅，始能合作全力，以获得今后国家与人民之确立。”

　　显然，陈公博这后半部分话，主要是说给重庆国民党当局听的，以表露其所谓“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主张，向重庆献媚；同时也是贯彻其日本主子的旨意——促使重庆当局迅速结束对日战争，实行所谓“全面和平”。

　　其实，陈公博继汪位后，在继续为其日本主子效命的同时，就已频频向重庆当局示好献媚了。早在1944年11月20日他在就职典礼上的就职词中就表露，他的“国民政府自始即无与重庆敌对之心”，“重庆之同志，亦即为吾人之同志，吾人自始即以为和平亟须实现，国终不可分”。六天以后，他主持的伪中央六中临时全会发表的宣言中便提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向重庆表明合作“再建中国，统一本党”。这是陈公博提出的向蒋介石表态的口号，是向蒋“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在当时情况下，“党”、“国”如何统一？当然不可能由南京伪政统一重庆国民党当局。陈公博表达的意思就是暗示蒋介石，请重庆来统一他的南京伪政权、伪党，他愿意归顺蒋介石，“上表称臣”。而他一再声称的“反共”、“根除赤祸”，也最合蒋的口味，最能博取重庆当局的赞许。因此，陈公博开始在实际行动上，一面着手准备“收摊子”，一面布置反共军事。

　　陈公博感到，伪政府是当时汪精卫通过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结束伪政府，也得开一次伪党代表大会。为此，他于1945年1月自兼伪中央组织部长，布置亲信部下，从整理党员党籍到伪党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大会召开，要在六个月内完成。计划通过伪党代表大会，取消原与重庆方面分庭抗礼唱对台戏的牌子(包括伪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各院、会、部等等)，准备代之以“特别委员会”或“东南办事处”之类的临时名称，为归顺重庆当局、“宁渝合流”作好组织准备。陈手下的一些汉奸，对陈的用意心领神会，也想借机在日后洗刷汉奸臭名，便也就积极行动起来。然而伪党党员号称10万之众，实属虚报，实际人数恐怕连半数也不到，究竟多少，恐怕谁也搞不清楚。到1944年11月汪精卫死时，不少地方党部和下层组织，已很少有人在专事负责，因此使陈公博的“整理党务”、“党籍登记”、“选党代表”等等，颇费周折。陈公博导演的这场丑剧正在进行之时，随着晴空一声霹雳，日本投降，也就不了了之。

　　在布置反共军事方面，陈公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为日后归顺蒋介石的见面礼。从1945年3月起，他开始对各沦陷区进行“视察”，布置反共军事。他先到杭州、苏州，4月到北平。到了5、6月间，太平洋战争已是最后阶段，日军败局已定，盟军飞机经常出没沦陷区天际，轰炸日伪目标。日军气焰也不象以前那样嚣张，一般伪官也纷纷准备后事。这时，陈公博抓紧了其反共军事的布置和“视察”。6月中旬，他带着伪府参军长卢英、主席公馆侍从室主任(兼日语翻译)周隆庠、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岑德广等军政大员，还有日本军事顾问，由其公馆的卫士团随从保护，先后到扬州孙良诚部，泰州李长江部，蚌埠吴化文部，徐州郝鹏举部，商丘张岚峰部，郑州庞炳勋、孙殿英部，进行“视察”，每到一地，检阅伪军，训示伪军政人员，布置反共军事。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陷入困境以后，急欲从中国战场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便采用多种方式，一面发表声明诱重庆蒋介石政府“媾和”，一面进军威逼重庆就范，但均未成功。1945年7月17日，同盟国在波茨坦举行会议，美、中、英三国于26日发表了《波茨坦宣言》，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这时，日本败势已定，对其傀儡政权－－陈公博的伪政权的控制也有所放松。而伪政权的上层分子，对此局势早有预料，一些部、省级大汉奸，纷纷四出活动钻营，寻找后路。有的找门路献媚重庆；有的大捞钱财，准备逃到海外；有的伪军将领，趁局势混乱抢地盘，抓军队，扩展实力，作为日后投蒋的资本。重庆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需要利用伪政权和伪军，阻止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以便全面控制对沦陷区的全面接收，夺取抗战胜利成果，并利用日伪军进攻共产党武装。

　　陈公博早在此以前，就通过重庆的军统情报特务，与重庆当局进行勾搭，建立了秘密联系。原来，早在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时，军统特务徐天琛受上司郑介民的密令，伪装投汪，由林柏生在香港招兵买马来上海出席伪“六大”，以后在上海常去陈公博家搜集情报。1942年，由陈公博委为伪上海市经济局长。后当陈公博苦于无门路勾搭重庆“军统”时，徐天琛便向陈公开了他在私宅内所设的秘密电台，并自告奋勇地表示愿为陈与重庆戴笠的勾搭效劳。陈求之不得。陈的亲信何焯贤也参与了这件事。因此，当陈继汪位后，便委徐天琛为伪府文官长。另外，陈公博还派人到重庆建立了专用电台。

　　日本正式投降以前的一些日子，陈公博把精力转移到与重庆的勾搭联系。当时曾传言美军准备在中国沦陷区登陆作战，对日军反攻，日军也在准备抵抗。这曾使陈公博大伤脑筋，他不知是配合日本主子抵抗美军好，还是配合重庆与美军一起攻击日军好。后来证明美军不可能在中国沦陷区登陆，才又使陈公博一门心思地配合、投靠重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公博曾密电重庆，报告日军将于几个地点集中、准备撤退的情况，并建议蒋介石将伪军收编为国军，以防共产党军队的接收。但是，使陈公博大为伤心的是，蒋介石、戴笠对他并不很重视，倒是看重周佛海。个中原因是，陈虽为伪政权一号巨头，但却没有像周佛海那样握有兵权、财权，实际利用价值不如周。所以，周佛海被重庆当局委以“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一度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下抗日工作者”，又成了“党国”要员，喜滋滋地迎接重庆接收大员到来。而陈公博却未得重庆方面的任何委任。

　　日本主子一投降，儿皇帝只得乖乖结束伪廷，陈公博想借结束伪政权之机，公开发表一公告，以便再次向重庆当局表示其“归顺”姿态。但因发表公告，须取得几个汉奸巨头的同意，尤其是要周佛海的同意。陈请在上海的周去南京会商。这时，周正在沪忙于组织武装，为重庆效劳，竟对陈不理不睬。陈又通过电台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蒋对陈更是不理。陈公博非常绝望。

　　8月16日下午，即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陈公博奉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之命，匆匆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告结束伪政府。陈通过其秘书长赵叔雍(尊岳)，拿着陈的亲笔信，跑到上海催周佛海去南京开会。一些在南京的伪府上层汉奸也参加了。会上，由梅思平读了一份预先拟好的稿子，予以通过，算是宣布伪府解散，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将伪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周佛海分任两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以等待和协助重庆方面的接收，立功赎罪。陈公博在会上提出：“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南京方面所牵涉的人数很多，如何善后，应该谈谈。”还提出如果伪府人员不被重庆方面接受，能否另走他路。陈的话未讲完，已吃了重庆当局“定心丸”的周佛海即反对说，伪府既已通过解散，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便拂袖而去，忙着准备伺候他的老主子蒋介石去了。非但如此，周佛海还向蒋介石密报邀功，说陈公博在南京不稳，想投共产党；同时又请蒋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催促，要冈村逮捕陈公博及其他大汉奸。陈公博感觉到自己被周出卖，怨怒、羞愧、惧怕交集，开完会后即回寓所抱头大哭了一场。

　　在此绝望情况下，陈公博请求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帮助他逃亡日本。8月25日，陈公博偕其妻李励庄、情妇莫国康，以及林柏生(伪安徽省长)、陈君慧(伪实业部长)、周隆庠(伪府文官长)、何炳贤(伪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一行七人，乘坐唯一留下的日本mc飞机，由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小川哲雄大尉作向导，秘密逃到日本。因燃料不足，当日在山阴米子机场降落，后经小川与日本外务省联系，于9月初由日本外务省派来的原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部长二等秘密安置到京都金阁寺内。为了保密，陈等退掉了预先订下的京都旅馆。在此期间，陈还会见了日本前首相近卫，互诉哀情。

　　被捕受审毙命苏州

　　起初，国民党方面不知陈公博已逃去日本，先遣部队到南京后曾搜索陈的下落。获知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日本将陈引渡回国。9月2日，日本通过《朝日新闻》发表消息谎称陈已开枪自杀身亡，以图拒绝将陈引渡。同月9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交涉，提交一份正式备忘录，要冈村转告日本政府，速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到南京；20日复提出同样要求。日本政府只好同意。10月3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将陈等从日本押回南京。

　　同月11日，陈公博被解到看守所候审。由于南京高等法院尚未成立，他于翌年2月被押到苏州司前街看守所，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在南京看守所和苏州监狱期间，他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谈，苦思对策。他写下了一份长达3万余言的题为《八年来的回忆》，作为他的辩词。

　　江苏高等法院于1946年3月对陈公博进行侦讯后，4月5日开庭公开审讯，高院院长孙鸿霖为审判长，首席检察官韩焘宣读起诉书。陈公博要求当庭答辩，他先用一个多小时将其《八年来的回忆》读了一遍，交于庭上，然后对起诉书进行答辩，大言不惭地讲了半个小时，无一认罪。

　　同月12日下午，法庭宣告判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同月20日，陈妻李励庄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企图救陈一命。同时，她还向报界发表谈话，声称陈通过“军统”徐天琛所设的电台，向重庆当局汇报日军情况。而重庆方面经奉“委座”嘉勉的录谕转达电报现在仍然保存，是否可以公开。李的申请状被最高法院驳回。

　　5月1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呈送司法行政部核发执行命令。6月2日，执行死刑的命令送达江苏高等法院。

　　6月3日上午，江苏高等法院派检察官李曙东为执行监刑官，在狮子口江苏省第三监狱执行。陈公博随法警走入刑场，一枪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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