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生平及简介|贺子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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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贺子珍——幽居上海北京之行终受阻

　　庐山会议之后，外公与外婆再未见面，书信不通，只有妈妈一年一度联系着二老的精神世界。

　　后来，妈妈搬出了中南海，见到外公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外公在想些什么，她已经无从得知了。而另一方面，外婆一直住在有“文革”策源地之称的上海，却能安然无恙，又不能不发人深思。

　　外婆对外公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持什么态度，已经不得而知。这些年来，她已经习惯置身事外，静观世变。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她想工作，想看看首都，想看看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连深居简出的外婆也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她甚至觉得：机会来了。

　　我在上海采访海峰姨和小平姨时，专门谈到了“文革”中的外婆。小平姨告诉我：1966年，“大串联”流行全国，年轻人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走遍全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事实是仅该年8月18日到12月26日，外公就在北京分八次检阅了一千八百多万人次的红卫兵。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身草绿军装的小平姨来到外婆家，兴高采烈地向亲友们谈起准备参加“大串联”上北京的计划。一直在旁倾听的外婆突然开口了：小平，我也要去。

　　大家愣了。确实，负责外婆生活的市委接待处找不到人了，上海市委也不运转了、国家主席都出事了。可是，外婆不能去北京的那条纪律并没有取消呀！然而不管大家怎么劝阻，外婆信心十足。时光仿佛又流转到了1937年，这次她也一定要去，不是莫斯科，是北京。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火车上全是“大串联”的，可没有卧铺！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也和你们一样坐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北京住满了红卫兵，你没地方待呀！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可以住李敏那里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现在外面可乱了，你要注意安全！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解放那么多年了，怕什么。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你去北京，主席还没同意呐！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他当他的主席，我又不去找他。

　　最后，外婆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说：长征我都走过来了。小平，让我去吧！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可怜的小平姨眼里已经噙满泪水，又不想让外婆发现，只好咬着牙扔出一句话：姨妈，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去的！

　　她不想让亲爱的姨妈因为上北京受处分。只是面对外婆眼巴巴的期盼，自己这个“恶人”太难当了。

　　38年后又勾起这段往事回忆，海峰姨好像在拭泪，小平姨眼圈似乎又红了，我无言。房间里沉默了。

　　外婆沉默了。17年来，第一次有那样一个机会，仿佛自己可以自由了，去以前去不了的地方，还可以去北京。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远远望主席一眼。不过，机会已不属于她了。

　　外婆一生服从组织，她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而且毕竟她老了，已经不是1937年不顾一切西行的时候了。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了。

　　外婆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我在问我自己。

　　命运往往是不公的，承受这不公的，外婆不是第一个。但我希望她老人家是最后一个，也许这能使我们后人的心情好受些，起码说明外婆一生的苦没有白受。

　　外婆的晚年是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262号度过的。1966年她设想的北京之行受阻，1967年大病一场。到1969年中秋，外婆已年届花甲了。

　　在上海的25年间，外婆搬过五次家，湖南路262号是最后一处，既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也是我最熟悉的：从1972年在上海出生到1979年随妈妈回北京，我都是在此与外婆共同生活。

　　舅婆李立英对外婆搬进湖南路之前生活的回忆：

　　我们和贺子珍在上海住了一段。她一般是闭门不出，自己散散步。人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人家。我们也不张扬，有时候汽车到我门口停了很多。

　　那时候住在泰安路，彭德怀去那里看过她。湖南路只有陈毅去过，别人没去过。彭德怀一进门就询问生活情况，油盐酱醋什么都问。

　　老百姓吃什么，贺子珍也吃什么，没有优待。贺子珍也不许向人家要求，从来也不向领导提要求。

　　贺敏学是上海的防空司令，贺子珍自己的家不去了，搬到我家来住。我们家热闹，海峰、春生、麓成都到我们这里。我们那里部队的房子很大。

　　她那个时候住在四川路，陈毅给她找的。这个房子是陈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个哥哥的房子，蛮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贺子珍家的安全，你妈妈也住过那儿。

　　湖南路262号是一所沪上名宅，位于原法租界居尔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筑。1934年春，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周佛海买下这座花园洋房并将路名改为湖南路（周佛海与外公同为湖南人，曾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现在这里院墙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栅栏，门外还标有“湖南别墅”四字。

　　解放后，陈毅和邓小平（短期）两家曾分别住在楼上楼下。春生舅舅记得外婆和舅公经常带他们几个孩子去串门，大人在屋里聊天，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大家都没想起要正正经经照个相什么的，反正春生舅舅不记得与陈毅市长合过影。湖南路这所房子的特点，一是隐蔽，据说从墙外任一角度都无法窥见院内情形。对幽居上海的外婆来说，这里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面积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约两个网球场大的草坪，两栋楼房（一栋首长住、一栋工作人员住）被假山、花园、水池所环绕。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外婆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20年过去，外婆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1950年，彭儒到上海看外婆，还笑过她：“哎，你怎么养起猪来了！”的确，外婆和彭儒这些女学生出身的老干部，是不大有养猪经验的。海峰姨介绍说：“姨妈每天用水龙头给猪洗澡，可干净了”。

　　妈妈也记得此事。她说外婆养猪，是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有十几个，有烈士子弟，有亲戚子女。另外，姨婆养子贺麓成在泰和车祸中骨折，住了半年医院，外婆是自己出钱给他治伤的。那只猪养肥后，据说卖了200块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外婆住过15年之久，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外公来沪时住的兴国宾馆（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派来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外婆的标准是每天三元，妈妈及海峰姨、小平姨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除了外婆工资高些，对大家都是不小的费用。

　　包括我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湖南路262号是陈老总给外婆安排的房子。其实，陈毅1954年就已上调中央，被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也就是外婆听外公讲话受刺激的那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固然，陈毅元帅与我外公外婆的关系实在太深，贺家人也把他看成自家的一个成员。但是让外婆住进这所房子的确是柯庆施的安排，应该实事求是。

　　外婆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庐山相会后的1961年，外婆病势日渐沉重，瘦得很厉害。泰安路房子住着舅公一家人，对外婆治疗和休息多有不便。妈妈只好出面跟外公说，跟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说，跟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说，使外婆得以搬进湖南路这座上海条件最好的花园洋房之一。应该说，上海市委当时给外婆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很优厚的。

　　这样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在“文革”期间，会不会像上海其它名人故居那样被洗劫一空呢？据说湖南路及其邻近的武康路一带曾是抄家风潮最盛的地区，因为那里的花园洋房和“黑帮分子“最集中。

　　妈妈说：抄家的来过一次，没拿什么东西，而且很快就原物退还了。工作人员骗他们说这是外宾的房子，不许乱来。大概那天外婆不在，没有受到惊吓。还有更奇怪的——妈妈听说一天花园里假山落下一条电褥子，据说是有人得知这所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很可怜，就从墙外扔进来的。电褥子还是新的。湖南路也许是安静的，但仅仅是湖南路而已。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贺家首当其冲的是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舅公贺敏学。

　　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舅公被福建造反派从家中带走，关押起来，家也被抄了。舅婆和小平姨急忙托人给我妈妈捎话，告急求救，让她报告毛主席。

　　妈妈果真去找外公，把舅公被抓的消息告诉他。外公听到后，“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妈妈急了：“舅舅的事……？”

　　“这事你是管不了的”——外公又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最后还是外公嘱咐周恩来指示福建方面放人，舅公在狱中度过83天后终于回家了。30多年来，舅公这是第二次坐自己人的监狱。

　　原来，1930年底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外公的妻兄，我的舅公贺敏学被抓了起来。狱中的舅公怕外公不了解情况，便说服看守给他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危急形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外公怀着感情讲到这段史实。也许，正因为与舅公有着亲戚关系，外公才不好表态。正如外公说过的：作我家的亲戚，太难了！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团党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师长，军史上“三个第一”（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江战役第一）的拥有者，舅公的资历和功绩都是骄人的。他在解放后在部队长期担任副军职，转业到福建后还一度降职为厅局级。

　　有人认为他的职务与其资历、功绩不相称，便说：何不向毛主席说说，请主席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舅公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不能这样搞关系。我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更不能去搞关系。

　　在那次抄家中，有两件贺家珍宝没有被查抄到，就是外公写给外婆和舅公夫妇的亲笔信，还有外公托妈妈带给舅公的燕窝。原来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处理：

　　在“文革”抄家风兴起后，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夹层里，又乘妈妈来福州看外婆的时机，托她把外公家书带回北京保存。至于燕窝，有两小袋，半斤重，是1962年妈妈带来的，舅公一直舍不得吃。想来想去，只好托部队里的老战友保存，放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形势比较平静了，才从那里取了回来。

　　我的舅公贺敏学于1988年在福州去世，他是“永新三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长辈。

　　贺家受冲击的第二个人是姨婆贺怡的继子，我的表舅刘子毅（贺怡前夫刘士奇前妻之子）。

　　在我出生前，这位表舅就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他的人生，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只了解到一些片段。他的童年非常坎坷：父母双亡，流浪上海，后来跟随继母贺怡去延安。在我眼中，他和姨婆一样，都是有着悲剧结局的英雄人物，有着典型的贺家性格。

　　在延安教过表舅功课的老师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认识了子毅表舅。文中写道：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寻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

　　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真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万万想不到我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有一天，一个同学来告他的状，我听后特别生气，立时将他找来。他一进门，便感到气氛不对，于是昂起头，有点突出的眼睛，射出倨傲的光芒：‘班主任，你找我？’

　　我的态度肯定生硬，话说得也不会好听，所以他还没有听完我的‘训斥’，便爆发了愤怒的吼声：‘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克里空’的汇报！’（克里空，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说假话的人物。）

　　他的脸涨得通红，一副桀骜不驯的派头，就像当年对待压迫他的‘老阔’一样。我顿时全身战，伴随屈辱的是眼泪，他见我居然哭了，起初一愣，顷刻之间，惊愕变成嘲笑：

　　‘班主任，你也太小资产情调了，这点小事也值得哭！’

　　抗日战争胜利后，师生们各奔东西，我徒步到东北……一个中午，刘子毅奇迹般出现在我面前。阳光的威力和劳累深深刻在他脸上，我还来不及问话，只见他性急地从身上掏出一只牌手枪交给我，说：‘这次我和林汉南同志执行任务，火车开到牡丹江附近，忽与土匪遭遇，土匪包围了火车，我们猛冲出车厢，消灭了土匪，但不幸汉南牺牲了。这是我从土匪头身上缴来的枪，你留下防身吧。’（林汉南，张浩之子，林彪之侄）

　　我无言对答，将枪紧紧抓住，抚摸……我不明白，当时我想从枪上寻找什么。”

　　子毅表舅在东北做起了公安保卫工作，有过一段引人入胜的传奇。他少年流浪上海滩的苦，现在终于变成财富了。这与我的岸英舅舅何其相似，包括他们死于非命的过早离世。

　　全国解放后，子毅表舅先后在南昌和上海铁路局任公安处长。他曾经负责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专列安全，又跟随外婆左右便于照顾。1968年，耿直刚烈的他死于“文革”私设的公堂，他的继母是贺子珍的妹妹成为不言而喻的“罪名”。

　　可叹的是：贺家人一直瞒着喜欢子毅表舅的外婆。当她问起刘子毅怎么不来看望，大家会说“出差去了”、“办事去了”。正如外婆一直不知道她所钟爱的继子岸英舅舅的死讯一样。

　　那么外婆呢，她当真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明枪暗箭的威胁吗？据我所知，长期在外公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曾提到这样一件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就来找我，说要把贺子珍从上海搞到西北去。我就对陈伯达说，你是要我转报，还是要我通知毛主席有人要向他报告。陈伯达不敢去主席那里报告，连忙说：‘由你转报最好。’这样，我就向毛主席报告了。”

　　据汪东兴回忆，外公得知后说：“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们有本事他们干，我不同意……”他把毛主席的话转告陈伯达，外婆在上海才没有动。

　　1969年，外婆昔日的战友和姐妹们几乎个个处境不妙，成为外公法定接班人的林彪也许是个例外。

　　外婆井冈山的姐妹曾志，与丈夫“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关押在中南海两年后，被疏散到安徽合肥，在那里病死。外婆长征路上的姐妹康克清，与朱德被疏散到广州后备受歧视，只有六位女红军合影中的曾碧漪带着两岁的孙女和他们去林间采蘑菇、鲜花。外婆陕北的姐妹同桂荣，在全国疏散，老干部纷纷投亲靠友的形势下从北京来到西安，中途曾安排到西安郊区三原县。

　　现在看来，所谓要把外婆从上海搞到西北去，背景很像是1969年国庆前后的全国大疏散。当时中苏关系空前紧张，两国冲突一触即发。中央安排包括主席、总理、林彪在内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到外地暂住一段时间，以防止意外损失。

　　如果外婆真被疏散到西北，完全有可能被安排到西安，这个让她后悔不已的伤心之地。当然，也有可能在西安遇到当年的老姐姐同桂荣，两人互为依靠。无论如何，外婆在不知不觉中，在外公的坚决保护下，避开了令人恐慌的大疏散，继续在湖南路262号安度晚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那些年，我妈妈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

　　1964年，我的妈妈李敏到国防科委（总装备部前身）任见习参谋。她成了一名军人。妈妈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外公有一次难得的轻松对话，内容就是关于她的军人身份。她回忆道：

　　“记得一次见到我爸爸时，他说：‘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我是个军人，不能外出串联。’我对爸爸说。

　　‘那你可以穿便服嘛。’爸爸又说。我知道，爸爸这是在逗我。

　　‘我是军人，不能随便脱去我的军服。’我一本正经地回答爸爸。

　　爸爸点头笑笑说：‘对呀，对呀！这才是军人。’”

　　“文革”中，妈妈得知关心过她的国防科委领导在挨斗，主任赵尔陆突发心脏病去世，副主任钟赤兵被批判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苦涩。

　　钟赤兵将军长征中与外婆同在休养连，后又与外婆一同赴苏留学，交情甚深。妈妈到国防科委工作后，钟将军对她也很关照——不是别的，按妈妈的说法，就是请假方面好通融一些。当时妈妈每年去上海看外婆，探亲要请假，买票也要单位证明。对此，赵尔陆和钟赤兵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心知肚明，都很支持。为表感谢，“文革”前赵尔陆在世时妈妈还曾去他家看望。

　　1967年初，被造反派围攻，不得不在办公室通宵工作的赵尔陆突发心脏病去世。两个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他进中南海休息，然而已经太迟了。事情并没有完，有些人说赵尔陆是自杀，是叛徒。妈妈觉得这样不对，她要找外公讨教。

　　这次妈妈很快见到了外公。父女见面后，拉着手说起了家常。当妈妈转入正题，谈到批斗赵尔陆时，外公的脸色突然变了，一下子满脸怒容，呼吸短促，拉着妈妈的大手也冰凉了，而且不断颤抖着……

　　妈妈吓坏了，她第一次见到外公对自己发那么大脾气。外公暴怒了：

　　“赵尔陆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他是革命好同志。是谁决定要批斗他的？”外公问。

　　“爸爸，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气，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您的身体要紧……”妈妈劝道。

　　还好，外公的雷霆之怒不是冲妈妈来的。这是妈妈1949年来到外公身边后，看到他发的最大一次脾气。外公从来没对妈妈发过脾气。

　　外公为保护井冈山的老战友赵尔陆而大动肝火，足见“井冈山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包括外婆、舅公在内的井冈山时期老干部大多活过了“文革”十年，陈毅去世时外公还突然出席了追悼会，这不是偶然的。

　　过了好一阵子，外公的情绪才平和下来。妈妈试探着问他：

　　“（今天您的话）能不能传达？”

　　“能。”外公答。“我一定传达爸爸的指示，按爸爸的意见去办。”妈妈轻轻地点头说。

　　那天，妈妈在外公身边呆了好长时间。她打来一盆热水，又一次帮外公洗了脚，井冈山老战友的去世触发了外公的思绪，他望着为自己洗脚的女儿，又想起了当年的外婆。外公对妈妈谈起了往事：

　　“1927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紫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就是在井冈山认识了你的妈妈。

　　她看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

　　‘疼吗？’她抬头问我。

　　我强忍着脚钻心的剧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过了头也就不痛了。’

　　‘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她说。”

　　“好了”——回忆戛然而止。外公把脚从盆里抬起，擦干，边说边冲妈妈笑着。妈妈知道，外公心情好了。她为外公穿上睡袍，老人家该休息了。

　　钟赤兵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强行把他从病床上拉走，让他带着氧气瓶接受批判。看到这种情况，妈妈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受批判的地位。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跑去中南海要见外公，要向他反映情况。

　　那一次，妈妈和爸爸在中南海门口等待多时，才被允许见外公，妈妈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比如说她是“小保皇”了，回来“摸底”了，等等。

　　这些话，外公也听说了。他的反应是：

　　“当小保皇有什么不好，保我这个老皇嘛，不是保小皇，是保老皇嘛！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

　　然后，外公详细地听取了妈妈和爸爸反映的情况，对批判钟赤兵明确表示反对。他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钟赤兵因此受到保护，后于1975年病逝。

　　也在1969年，妈妈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劳动。

　　妈妈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哥哥宁宁送到上海外婆家，一切都安排好后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妈妈一向体弱，在干校几个月后就病了，又回到北京。

　　1971年的“林彪事件”给外公的打击是巨大的。回到北京后，妈妈去看过几次外公。她后来回忆道：“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在“文革”中的那段日子里，每当妈妈回上海看外婆，就会拉着她出来散步，范围就是从湖南路走到几条街外的淮海路，然后在兴国路一家西餐馆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块面包，再走回湖南路。

　　妈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外婆能多一点运动量，不然她整日枯坐对身体不好。她这样鼓励外婆：就算您再走一次长征路吧。那么，这段路有多远呢？妈妈说：挺远的。而据我估计，总有二点五公里吧。

　　为了外婆，妈妈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我——“小东梅”留在外婆身边。

　　1904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广慈医院，1967年“文革”中改名东方红医院，1972年改名瑞金医院。1931年，外公与开慧外婆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患噤口痢在此病逝。1972年初，妈妈在此生下了我。

　　“小东梅”在外婆身边的岁月也是难忘的，还发生过“惊险事件”呐！

　　外婆的护士小吴阿姨至今还记得淘气的“小东梅”从湖南路外婆家二楼楼梯摔跤滚下来的“事件”。今年在上海见面，76岁的她还笑着提起往事：“告诉她不要在楼梯上玩，她非玩，结果摔下来了。”那一次算是有惊无险，好在骨头没事，缝了几针。只是把妈妈吓得不轻，急得从北京坐飞机赶过来看个究竟。

　　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初陈毅一家住在这里时，二楼楼梯也差点发生“险情”。小鲁叔叔在回忆文章中说：

　　“也许是当老小时间长，我很受父母的宠爱，也最任性，四岁时，家里送我进上海最好的幼儿园，我硬是绝食三天，滴水不进，逼得幼儿园把我开除。平时我很懒，经常睡到中午还不起床。

　　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程度，他发作了。一天中午，父亲刚下班回来，听说我还没起床，顿时暴怒。他吼道：‘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几步冲上楼，一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要从楼梯口扔下去。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这位叔叔后来说：‘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可真把我吓坏了’。

　　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记忆中，儿时的我特别喜欢和外婆的工作人员玩，吃饭时也跑到他们的大灶，好像那里饭菜特别香。这些叔叔、阿姨中，我一直记得外婆身边的工作人员小韩叔叔。1977年外婆中风之后住进华东医院。直到去世，7年里她再没回过湖南路。“姨妈”不在这里了，身边工作人员也裁减了，但韩叔叔一直留了下来。等到1984年外婆去世，后事处理完毕，他才离开。

　　小韩叔叔名叫韩洪高，大家都叫他小韩，苏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性格爽直，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他给我的印象是：像个“大管家”，说话声音很大，“凶凶”的，力气也大。一辆“二八”男车，小韩叔叔一只手就能高高举起来，转着圈让大家看，我惊奇得不得了。骑着这辆车，小韩叔叔经常带我出去办事。在自行车后座上，能看到外边的世界，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非常开心。

　　院子里的假山、花园是我童年记忆中神奇的所在，觉得里面藏着无穷秘密。春天有玉兰，夏天有池水，秋天有蝉蜕，冬天有腊梅——外婆不让别人摘，我摘她不管。蝉蜕可以入药，小韩叔叔和我一起捡过好多，卖给药铺，得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用这笔劳动所得，小韩叔叔给我买了铅笔盒、橡皮等文具，让我兴奋了大半年。

　　一次，二楼屋顶落下一只黄鹂。小韩叔叔冒险爬上房顶把它捉住，养了起来。后来鸟死了，小韩又把它做成标本。再后来，标本也不见了。是带回北京后不见的，还是在上海就不见的？我记不清了。

　　我还记得：院子里跑来一只波斯猫，不知谁家的，白白的，可爱极了。猫成了我的心肝宝贝，天天抱着。养了几个月后，有一天猫不见了，我急得三天不吃不睡。大人都说：跑丢了，跑丢了。后来才知道：小韩叔叔给它洗澡，用水龙头直接冲。猫耳朵进了水，被冲死了！

　　2004年2月，我陪妈妈再次回到湖南路262号。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们都已白发苍苍，大家又聚在了一起。小韩叔叔没有来——他前些年回了苏北老家，得癌症去世了。小韩叔叔是个粗人，但是个好人——我认为。

　　的确，离开湖南路后，再也没有养过那样让我心疼的小猫咪，再也没有进过那样让我着迷的假山花园，没有用过那样让我兴奋和珍惜的铅笔盒。湖南路是孤寂的，又是有趣的。那些与外婆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离我远去。每当想起外婆，我都会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想起白发苍苍的外婆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一枝一枝抽着烟，面向绿草如茵的窗外，望着远方沉思的样子。

　　也就是在湖南路，四岁的我在朦朦胧胧中觉得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大人的神情很反常，海峰姨跑到外婆房间里痛哭失声。她拿着一条大毛巾频频拭泪，那种湿乎乎的感觉我至今记得。外婆则叉着腰，急促地走来走去。后来我知道，那天就是1976年9月9日。外公于当天凌晨去世，消息下午已传遍全国，也终于传到了湖南路。

　　海峰姨告诉我：外婆的反应出人意料，异常冷静。她只是反复自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显然，妈妈没有把外公病危的实情告诉她。此时妈妈悲痛欲绝，大家从电视上发现她哭得“眼都直了”。但她还是想到外婆，请我父亲赶来上海照料。于是有了下面这张合影。

　　经过妈妈尽力争取，外公的长女有了在人民大会堂守灵一天的权利。我也被爸爸接到北京，来到外公遗体前，参加了那一天的守灵。当时，我只知有外婆，不知有外公，更不会把眼前这位长眠的老人与自己的亲人联系在一起。但是，据妈妈说我那天却哭得昏天黑地，是被大人抱出来的。为什么？谁也说不清。

　　也许，我在那一天意识到了“死亡”这一概念。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是从那一天觉得世界从此不同并开始长大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 作者：孔东梅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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