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代表作|侯仁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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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仁之：我的历史地理学之路

　　侯仁之，现年92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因掩护学生抗日，遭日寇逮捕；他奔走呼吁，为保护北京市的古城起源及新城市规划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深入西北沙漠实地考察，为治理沙区提出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

　　坐在侯先生古色古香的书房里，听他讲述那尘封已久的往事，仿佛时光又回到了那久远的岁月中……

　　侯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有人说“从事地理地质工作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学”，我不这样认为。我曾经是地质地理系主任，主讲历史地理学，我没有感觉到学生不愿意学，我的学生都很好。历史地理学么，我说它是又古又今之学，它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加以实地考察，是读书加行路的一门学科。

　　研究地理要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这样就要求必须有一个好的身体。实际上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连续两年都因为身体原因升不了学，后来父亲就把我送到德州博文中学，那时我的一个堂兄侯成之，他是东吴大学体育系毕业的，就在博文中学教体育。博文中学是个教会学校，有很大的操场，包括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我父亲就想让我跟着堂兄把身体锻炼好。那时候，同学们下了课打篮球，都是自组阵容，由两个同学挑选队员，甲挑一个、乙挑一个……，每次挑到最后，总是没人挑我，因为我太弱、太瘦小了。没人挑我，我就自己绕着操场跑步，每天跑，堂兄也鼓励我坚持下去。到了第二年春天，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推举我参加1500米的比赛，为班级争分。比赛时，我跑了一段，回头一看，一个人也没有跟上来，我得了第一名。从那以后，身体就真的好起来了。考入燕京大学后，我还曾经是燕京大学5000米记录的保持者，直到后来与北京大学合并后才由年轻学生打破记录。“文革”的时候，我被送到江西鄱阳湖畔进行劳动，（他们）不允许我参加学习。我就利用别人学习的时间在外面跑步，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也坚持跑。

　　侯仁之因护送学生抗日，遭日寇逮捕；罪名为“以心传心，抗日反日”，后转送日本军事法庭候审。迟至1942年6月中，他被判以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附加条件是“无迁居旅行自由，随传随到。”

　　1932年我考入燕京大学，随后的几年里，正是日寇入侵东三省之后又进一步向华北沿线推进之时。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所以学校里还可以正常教学。但师生的抗日活动却在不断地进行中。历史系顾颉刚教授还组织编写抗日救国的宣传材料，学生中也不断发起支援长城沿线抗日将士的活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燕京大学的学生起了领导作用，学校教师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大力支持，外籍教师也是一样，像写了《西行漫记》的美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任讲师。此后，斯诺前往延安，写出了他那部非常著名的、影响甚广的《西行漫记》。

　　1940年夏，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司徒雷登校长约我谈话，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他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一楼，他说：“侯仁之，你在学校是本科生又是研究生已经有八年时间了，现在学生中遇到很多问题，北平沦陷了……”，他要我在教课之外再兼管学生工作。因为当时有的学生家庭遭受战火影响，经济困难；有的学生则想到抗日根据地去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人来关心和帮助。司徒校长选中我，大概是因为我在校做学生已有8年时间，比较了解学生的情况吧。司徒校长找我谈了后，我很着急，因为我下半年还要教课，于是我就去找了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煨莲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校长找你，肯定有它的道理，你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最好组织个委员会……。最后司徒校长决定成立一个“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我任副主席，主席则由深受学生尊敬的一个外籍教师夏仁德教授担任。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那些要投身到抗敌救国斗争中去的学生前往解放区，包括联系路线等等。当时我是通过一位以研究生名义留校进行地下工作的党员陈杰把同学们送往解放区的，我把要去解放区的同学介绍给他，由他联系前往。我以学生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这些学生分批离校。

　　当时我在教学之外，正在赶写一篇学术论文，是关于北京古河流的研究，题目是“北京金水河考”。一天早上，我刚写完开头的一部分，日寇就前来逮捕我，连同我的草稿和参考用的地图，一齐带往日本宪兵队本部。那时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还有其他燕京大学的师生也被关押在那里。

　　到了日本宪兵队，我就被带到地下室，记得两边都是栏杆，一开门就咣铛铛的响。走到一处铁门前，他们咣铛把门踹开，让我钻进去。我钻进去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后来有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当时他的名字叫孙以亮，是燕京大学话剧团的主要成员，因为演出有抗日色彩的话剧而被捕。他的哥哥孙以宽就是在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由我出面与地下党联系，掩护其前往太行山区支援北方抗日大学的。

　　说起来那真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往事。我记得每天晚上，我们躺在硬地板上，彻夜长谈黄河文化，我讲对《黄河大合唱》的热爱；讲黄河的故事；讲救灾于黄河的民族英雄；讲我将来要写《黄河传》……。因为在我被捕之前不久，燕京大学刚好买了一批英文书，其中就有著名传记作家路德维希(emilludwig)写的《尼罗河传》，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黄河的影响比尼罗河还要重要啊，为什么不写一本《黄河传》呢？我也就想写一本有关黄河的传记。

　　因为日寇对我送学生去解放区参加抗日一事，一无所知，遂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所谓“罪名”将我转送日本军事法庭候审。拖至1942年6月中，对我判以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附加条件是“无迁居旅行自由，随传随到。”出狱后，我连夜赶到岳母家，当时我的爱人和孩子都住在岳母家，那时我们的孩子已经降生半年多了。我透过门缝，看见里面的已经入睡的妻、子，禁不住悲喜交加。

　　新中国建国之后，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为北京大学。随后广州的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合并，教育部派了一个工作队，十个人，我也是工作队成员之一。途经武汉的时候，当地院校的一位校长站到我面前说：“侯先生，您还认识我吗？我是陈晶然啊。”他就是我当年送到解放区的学生之一，他到解放区后改名为陶军，入了党、做了干部，和邓拓是好朋友。

　　侯仁之1946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1949年获博士学位；并于同年9月底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侯仁之以北大地质地理系为基地，不断探索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拓展了学科视野。

　　我是怎么喜欢上历史地理学的？这就说来话长了。当年我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不久，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关于勺园研究的重要著作《勺园图考录》出版了，里面收录了晚明以来勺园主人米万钟家事以及描述勺园景物的诗文记载，并且进行了勺园故址及其地理位置的考证。看了那个图后，引发了我对地理考证的兴趣，我也开始了对学校周围诸名园进行考查，先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一直到西山。那时校园周围一片荒凉，特别是圆明园杂草丛生、荒芜人烟。我考察了包括河湖水系、地形变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我考察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地理地貌的兴趣。再后来就是顾颉刚先生开了一门叫做“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的课，我是他的助教，需要提前整理好相关资料发给同学做参考，在收集、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引发了我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

　　后来我知道了煨莲师的弟弟在清华教地理学，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我就想转学到清华去学地理。煨莲师不同意，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已经转到历史地理学上来了，他就对我说：“你不必去清华，让他来给你讲课……”有一天一大早，煨莲师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家。一般他都是下午会客，而且他的书房从来不让旁人进去，可那天上午他却破例把我叫进书房，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当时送了几位学生去了哈佛大学，哈佛虽然是名校，但它没有地理系，英国利物浦大学虽然不如哈佛那样有名，但它有地理系，而且还有像罗士培教授那样的地理学大师。煨莲师发现了我的兴趣所在，他要送我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只可惜后来欧战爆发，未能成行，等到日本投降以后我才去的。

　　以前虽然中国也有历史地理这个名称，但主要是研究疆域变迁、地界变化。没有讲一个城市为什么成长起来？有什么条件使它在这儿、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比如水源的问题、南北交通怎么解决？一个城市的成长是受很多地理条件的约束的……。我学到了很多观念上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益。

　　侯仁之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推向新阶段。他以现代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发展、历久不衰的深刻地理原因，揭示出中国古代帝王都城建设中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

　　北京城最初的名称叫做蓟。为什么叫蓟呢，因为在蓟城的西北角，有一个高丘，叫蓟丘，城就因为蓟丘的“蓟”而得名。古代的城市，像鲁国的曲阜等平原城市，多是以高丘的地理位置建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有过“蓟”的记载。公元938年，辽朝在这里建立了陪都，改称南京，也叫燕京。那么北京城为什么能够在这里成长呢，因为蓟城的上游有一个湖叫西湖，也就是现在的莲花池，它解决了一个城市的成长所必须解决的水的问题，也就是说莲花池是北京城的发源地。北京城是靠着一个丘、一个湖才成长起来的，它距今大约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有人会问北京不是有一条永定河吗？为什么它不在永定河附近建城？确实，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城市就是在河流渡口上成长的。比如说英国伦敦的起源，南来北往都要经过伦敦桥，所以它就成长起来了。而北京为什么没有在永定河的渡口上成长起来，原因就是我国华北地区降水的特点，冬天天寒地冻，降水稀少，夏天又常常暴雨成灾，河水泛滥，渡口常常受到威胁，无法建城。因此就来到了蓟丘，又利用了莲花池的水。所以这个莲花池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没有莲花池就没有了最初的北京城。

　　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中央考虑在老北京站以西大约8公里的地方再建立一个新的大型车站，成为北京的新大门，号称“京门”。当时选址的时候，曾考虑到莲花池遗迹，那时它已经水源减少、湖水干枯，地势又较低，也没有搬拆迁问题，既节约经费又可以马上开工。我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北京是靠着一个蓟丘、一个西湖（莲花池）才成长起来的，作为北京历史上城内、城外水源的起点，它是研究古代北京水系变迁和金中都城位置、地貌等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物证。这不是一般的古迹，它对于北京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就写报告，提出我的建议，呼吁要完整保存北京古迹。市领导非常重视，经过规划建设，现在西客站就建在了莲花池的东北岸上，莲花池也整治修复、疏浚通水，是一处有着历史渊源的自然风景。人们一下火车，不仅感受到新时代雄伟壮观的“京门”——西客站，还能追根溯源至北京城的起源，多有意义啊！（侯仁之、梅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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